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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的夜晚――写诗杂记 》 为什么写作？每当夜深人静提笔，总忍不住问自己。一个陈旧的话题，却因每每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而喜欢借用这样的回答：“因为那座山在那里”。这是一个登山家关于为什么喜欢登山的答案。是的，没必要列举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与无关兴趣爱好，仅仅因为它本身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与登山一样，都带有某种宿命色彩――那些坚持在路上的人，并非没有料到攀登这件苦活儿将要承受的全部：肌肉酸疼，心力交瘁，甚至摔得遍体鳞伤。 用写作来拉开欲望与现实、理想与物质之间的距离，拓展生存与思虑的空间、延缓时间的变迁、为疲于奔命的肉身寻求一个现实之外的安身之所，这大概是另一种最普遍也最贴近个我的解释。当白昼脱去一切迷障与喧哗，黑夜悄无声息翩然降临于你面前的某盏台灯，寂静中有个声音在催促：“写吧，飞翔吧，整个富饶的夜晚都属于你了。”没有人会拒绝这种美妙：通过墨水与白纸的完美结合，手上这只光秃秃的笔瞬间涌出血液与激情，无言的流淌赋予生命梦想与虚构的能力，理想与梦幻的源头因此永不枯竭。这流淌同时试图裹挟肉身剖析混沌，拨开迷雾，抵达圆满。 写作同时是咬合生活的方式。无数个漫漫长夜，我在那些墨水和血液配比的文字里找寻到温暖与光亮。每一次在漫长神秘莫测的黑夜中迎来又一个清晰的白昼，或者偶然在心怀敬畏的未知中领悟到生命的复杂神秘，便感觉获得了瞬间意义上的觉悟：生之价值，从来由精神所提出，由精神去实现，生命的意义也在此神性对人性的要求下，从涣散中重新聚拢起来。因此每一次提笔也就是无人状态下的自语、冥思、梦想、祈祷与忏悔，企图通过这一途径让灵魂与肉身挣脱僵死的现实，寻求到彻底的自由。事实亦是如此：在科学、哲学、宗教种种社会学科中间，没有一种自由比得上文学上的自由来得更彻底、更纯粹。 存在主义说：“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这句话是否暗喻前世的我是个施暴者，现在的我必须学会承受暴力并且要偿还债务，不得而知。但我喜欢这个说法，也等于我承认：每一次写作，都是为自身的另一面（充满欲望的享乐主义者）赎罪，一旦这个过程结束，便获得一份暂时的喜悦与释然：又卸掉一个污浊尘世强加于纯粹内心的砝码，那在暗中复活的隐秘的欢愉――个中滋味不可言说。 这世上存在着永恒的神秘和未知。在我们渴望接近、渴望破译却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处，它们发出自身的召唤，成为诱惑写作的根源。于是，每一次的写作也是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打开一扇禁锢已久的窗，抬眼望去：皓月当空，星光迷离，人生机遇和过往种种如一朵时间的静寂之花，缓慢而优雅的打开，将人拉向玫瑰色的梦想深渊。心甘情愿地沉沦中，你找到一切理想与梦想的源头。那些同样写作的人们，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有了互相理解互相走入对方心灵的可能。白天的种种隔离与防备都转化为同一个动作：打开窗户。因为相互的敞开，从而获得更广阔空间下的惊奇、喜悦、感动与慰藉，阻隔彼此身心交汇的那些陌生、歧视、对抗的部分也因此变得柔软。于是写作者对这样的时刻总是充满期盼，乐此不疲，因此他们的内心也永远免除了被钢筋水泥锈蚀的危险。 但因每一个白昼的必然来临，窗门必须重新关闭，于是开窗便成了“夜晚的游戏”。只要开启与关闭之间的矛盾一日不化解，笔的诱惑与精神的折磨便一日不中断。冥冥中，笔就是那只无法掌握的神秘的手：引导你接近语言与思想的中心，触摸虚幻，步入可能。 面对关于写作的责任、良心、使命感甚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种种说法，我一直怀 疑。首先，写作并不是入地狱，即使受苦，也如卡夫卡所言“这种受苦是私人形而上意义上的，不具有现实社会意义”。试想如果真要下地狱，此前的慷慨激昂者未必拿得出勇气，更不必说付诸行动了。其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受苦”的资格和能力，即使写作真是一件受苦之事（被词语闪亮的刀刃围困），上帝也早已挑好了受苦的人选，这种能力与身份与生俱来，到了某个时刻他必定要做那样的事情，别无选择。 我这样理解写作的宿命与必然性：那是一份关乎内心的神秘感在呼唤你去认识，去揭示；更是一种生命罕见的安静和澄明状态――只等你一个人来体验和享受。生命中必需要有这样沉浸于黑暗襁褓的重要时刻：肉体服从绝对的寂静，灵魂服从完美的孤独。幸福也罢，伤悲也罢，没有人能剥夺你的权利。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肉体与灵魂都不可缺少这样一个写作的夜晚，用笔回应心灵深处的呼唤，进行一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探寻，以此降低现实的残酷和绝望。看词语在笔尖下跳跃，如抚摸着一件自己心仪的衣服，二者有着同样高贵的质感，同样柔和的光泽。而你内心，也因为此刻对它们短暂的拥有充满宁静和满足。 譬如现在，搁下笔，卷起窗帘，推开玻璃：漫天雨丝晶亮剔透，将硕大的棕榈叶洗得愈加青翠，那完美的黛青色与路灯的苍白孤独如此不相称――仿佛是为了加深后者的苍凉与无助。目之所及，某酒吧门口的霓虹灯扑朔迷离，透过长长短短荡漾的光波，问自己：人生在世，这样完整敞开的夜晚，能有几回？ 2007-4-11 《诗人的痛苦与孤独》 诗人与孤独孪生，孤独与痛苦孪生。对痛苦的体验多种多样，惟诗之体验最深刻；对生命的超越形形色色，惟诗之超越最本质；语言的表达形式零零总总，惟诗之语言最美妙、最直观、最透明。词语长眠之所，正是诗人建筑精神家园之处。痛苦都可怕吗？并非如此，痛苦乐意挖掘生命灵感的源泉。对诗写的意义更显而易见：它在人性后退的地方，最凌厉地接近人性；在人性最黑暗的地方，最直接地接近光明。谈及幸福，谁又能彻底否认自己生活在痛不欲生的失乐园里？但我们又惊喜地看到了上帝永恒的微笑。诗人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将自己一再放逐于生命的荒原。这种放逐并不具备艺术构图上的美学色彩，却是生活底层最精粹的沉淀精神世界最诗意的升华。现实欲将心灵拉向大地黑暗的深处，精神极力将它挽回，虽然它并不顾及生活层面的丧失和获取。因此挽回的价值只相对精神而言。没有一个人能纯粹为自己而活。孤独与痛苦却在生命空缺处真正结合了灵与肉的完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微微的痛苦与孤独成就了某种微妙的欢乐。 诗人是同时具备诗人诚挚率真和哲学家理性孤独的人。犹太民族认为痛苦和忍耐是通往内心快乐和幸福的必由之路，通过它，可以审视自己的内心，激发自己的潜能，找到快乐和幸福。由此看来，苦难和伤痛对一个民族而言有时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能以独特的眼光看待痛苦，直面并欣赏痛苦需要非凡经历。古今能直面痛苦者不少，真正能超越痛苦者却寥寥无几。能超越痛苦者绝非常人。除了需要与隐形对手抗争的力量和勇气，还必须面对来自自己精神世界对前途绝望的挑战。 痛苦的价值因人而异。于坚强者，痛苦造就执著；于软弱者，痛苦造就绝望；于聪明者，痛苦造就幽默；于犹豫者，痛苦造就茫然；于固执者，痛苦造就狂躁；于善良者，痛苦造就无奈；于愚蠢者，痛苦造就疯狂。印证最后一点，美国自白派诗人可谓登峰造极。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经验是痛苦的经验，诗人必须痛苦才能深刻，痛苦是诗人个性和反思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他们疯狂、迷幻、极度地忧郁或痛苦、不能控制激情、专注于自我、幽闭或狂躁等等。其中大部分人都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边缘，有的则直接走向精神崩溃的深渊。痛苦给了自白派诗人生存最真切的体验和创作的灵感，同时也带给了他们毁灭性的灾难：以死来摆脱无法忍受的痛苦。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充其量只算永远地逃避。这世间的痛苦还在，不多不少，并不因他们肉体的死去有所增减。他们自诩为勇气的部分正是其懦弱所在。却造就了大众心目中的诗人形象：迷恋内心生活，对抗现实；过分好强导致疲惫和虚弱；追随完美导致自怨自怜；精神压抑导致心灵亢奋；对理想过份执着导致走入生命的虚无；追求艺术上的深刻内心却满怀痛苦。诸如此类，反之亦然。究其原因，诗歌艺术中的黑暗与宁静，愤怒与怜悯，亲切与卑微，死亡与新生――痛苦和孤独却非源头，然而大众的认识又来自何处？退一步，如果整个世界都缺乏想象和诗意，那么内心隐藏的存在之物如何被照亮？如此矛盾的悖论，连我也不免要疑惑了。只能说有些东西注定无解，不能参透，宗教科学如此，艺术亦如此。 如果说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个体自身敏感，孤独却是天生，古今皆同。唐时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怅惘徘徊；“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无望相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深切慰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寸寸愁肠，皆因无法释怀无法转借（除非被念想的另一方也有情有意），致使悲剧色彩更浓重。孤独对两个心细若发的人来说，分享并不意味着孤独的二分之一，而是双重孤独。孤独是一种人生状态，人人都可能体会。有人在孤独中顾影自怜，感叹人生如梦；有人在孤独中俯首思索，寻找精神的出路。齐秦说：“孤独与寂寞不同，寂寞是一无所有的感受，孤独是不能与人分享的拥有。”对此我这样理解：寂寞源自身体无聊，内心空洞。而孤独是内心饱满丰沛却无法与人共享。无法共享的孤独来自个体客观认知上的差异，无法进行沟通和交流，而非主观上的不愿。与此同时，诗人因孤独而充满了最大的可能性――即孤独的张力。这张力对诗人来说意味着写作，艺术的产生。透过它，窥视到人类生存的本质和意义。 大凡美都是孤独的。比如孔雀，眩目、骄傲；却孤独。又比如一朵花；是香的、艳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孤独的境界却各种各样。智者因胸怀大志怀才不遇而孤独，君子因行高于众难随浊流而孤独。而诗人的孤独，比一般人更常见，因为内心的敏感和更涵广的爱欲导致这种孤独必将更深刻入骨。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称得上是真正的孤独者。她在诗写上着力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痛与希冀并非刻意，而是源于心灵无法排遣和释放的孤独。“灵魂的风景图”――亨利.詹姆斯这样评价她的诗。狄金森本人认为诗人的灵感来自于诗人内心或内心感情的强度以及过去的文学传统，这传统里面当然包涵孤独。但她的孤独感无关世俗生活困扰，而是纯粹的孤独。与画家梵高生不逢时而身后名显的传奇色彩类似，所不同的是，梵高生前贫困潦倒以致精神崩溃。而狄金森本人则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过着衣食无忧安逸闲在的生活，淡泊世间功利，与世隔绝生活在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潜心筑造自己丰富而深邃的精神巢穴。“终生在火炉前烤面包的诗人”这样的称呼对她可谓名副其实。这种终日里“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清照）的孤独几乎全部来自对生命和死亡孜孜不倦的探求。“新月就像从黄金矿上走来的姑娘”这样漂亮的诗句，正来源于此。有别于一般厌世者的刻意逃避，狄金森的孤独源于心有大爱。对家人，对朋友，对生命。只不过这种爱来得太含蓄太隐晦太特别太高雅，不为常人发现和理解。她却兀自我行我素在文字中天马行空，活得从容、隽永而滋润。狄金森离群索居，据说源于她对一个已婚男士的暗恋。明知这份感情无望而关闭了自己心灵的大门。1854年，在一次旅行中艾米莉遇见一位名叫沃兹沃思（Charles Wadsworth）的牧师，并对他产生了恋情，把他称作自己“世上最最亲爱的朋友”（dearest earthly friend）。她以他为原型塑造了一个“lover”（爱人）写在自己的诗中，寄托少女情怀。但后者已婚的身份徒令她唏嘘怅惘。因此自我封闭，投身于诗歌创作。此猜测离诗人真正的内心有多远？无从考证。但这种孤独与执着称不上惊世骇俗也算罕见：明知感情无望仍一往情深义无反顾，甚至觉得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的必要，包括恋爱的对象。飞蛾扑火，烟花自燃，流星倏忽而逝，其美其可歌泣程度也不过如此。 诗人之间的结合是血与火的结合。同等的沸腾和燃烧，理应为世人留下几段佳话。但溯古追今，由于孤独与痛苦的如影随形以及艺术与世俗的不相容，两个诗人之间的婚姻几乎无一成功。普拉斯与特德.休斯可谓典型。两人在诗艺上棋逢对手，在精神取向上亦不乏相似之处。或许正因燃烧是他们共同的生命方式，导致了悲剧的不可避免。休斯的移情别恋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样的的激情与疯狂更是诗人伴侣悲剧产生的根源。在艺术面前，他们无法宽容对方。骆晓戈在《性别的追问》里有这样一句“也许宽容是一种可以使人好好活下来的好状态，却不是进入艺术创作的好状态。艺术需要偏执，需要有所仰仗，需要信仰。”这话自有它的妙处，关键看从什么角度去理解。痛苦于诗人好比咖啡中淡淡的涩和苦味，不可避免。否则咖啡便不成为咖啡，我们的味觉不知要丧失多少啜饮回味之美。文中另外一句值得援引的是：“普拉斯的美是智慧女性之美，是罂色与深红，是铁与血。她属于梦，她的美是一种冷峻的美。”罂粟与深红，铁与血，它们的潜台词是：有毒，温热，流动，冰凉，硬。呵，亲爱的人们，词语的力量何其巨大，诗句流淌之处势如破竹，悲欢生死已由不得自己。生为诗人，孤独与痛苦皆前生注定，又岂能由得了你我？此刻纸上墨迹未干，言辞其实只是失语和沉默。 2007-5-29夜 《谈清洁》 清洁，与其说是个人的一种洁癖和处世原则，不如说是一种鲜明的生命意识和强烈个体观念的张扬，一种自愉自足的精神姿态。我将能否彻底摆脱纷繁世俗，守住属于个人本真那份纯粹与真实，当成判断一个人精神清洁与否的重要标志。我喜欢这样的低姿态，不张扬，甚至是沉湎。它和孤独一样，有着明显的主动特征，在更大程度上指向一种自省的生存状态，或追求个人精神境界的一种方式，让人心安理得享受着由此产生的那份愉悦和尊严。写作中的清洁是对纯粹心灵的把持和坚守，对更高精神境界的下意识追求。诗人在固守自己本性的同时，笔在纸上发出隐秘的声音，透露和揭示其内在的秘密。清洁常和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孤寂，绝望而执着。 我迷恋诗歌中的清洁精神一如迷恋生命中被照亮的黑暗部分。这独有的属于单个灵魂和肉体的隐秘痛苦和欢愉，构成了诗歌中最令人心悸的部分，一种揪心地被来回撕扯的力在词语中流淌和蔓延，直指心灵最深处。那种受伤的生命意识不需要谁来安慰，它有自己的属性和生命质感。对个人来说，我喜欢喧嚣中的某个角落，绕开香槟和高分贝，独坐于僻静一隅，这种静默中的冥想和观察让我充满宁静和满足。清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疏远和隔离，像有意将自己放逐到荒野的孤独，但它并不意味着自恋或爱的缺失，恰恰相反，那是因为心中蓄满了爱与激情，而选择了这样含蓄而内敛的表达方式。这份被语言浓缩到极致的情感一直在退隐，退到生命之核最内里最深处。 清洁来自敏感和内省多思的心灵，雨中的一次出走，月夜的一次举杯，酒绿灯红中一段迷失，舞台上的一次放纵，黑暗中一次关于生命秘密和人性的思考，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一颗洁净的灵魂。这些背景集体站立在一起，坚强地抵抗着嘈杂、喧嚣的世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故乡。清洁完全是因为内心还在自然地抵抗着。这样的内心同时充满了矛盾、放弃、坚守、游离种种状态。但它最终构成一股强大的精神洪流，冲破现实的束缚和藩篱，退回到自己的理想国度中。清洁是一段永远不产生身体关系，永远处在思念、爱和缅怀之中的感情。它在这里表现为害羞，其本质却是珍惜。它把渴望得到和害怕失去这样双重的情感煎熬转化为某种生活态度：疏朗、透彻、澄明、自由、表达、若即若离。清洁是 长夜守灯。死亡面前守住呼吸。困厄和痛苦中守住诗，守住神。若问：清洁为谁，谁也不为，只为自己。在举步艰难的浊世，立于千人万人之中，呼进鲜花，吐出芬芳。 2007-7-2 《冰上笔记――写作的难度和敬畏之心》 我一向认为，一个无视写作难度和对诗歌缺乏敬畏之心的诗人的写作是可疑的。这种疑虑就如对一个对主缺乏敬畏之心的信徒的疑虑。如何既坚守内心信仰又不失活着的尊严，这不是在灯下炮制几堆分行文字就能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写作的艰苦卓绝，就是逼近悬崖边缘探险峻风光。悬崖边的行走充满危险，随时有失足的可能。但惟其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才构筑了行走永恒的魅力所在，这样危险的美能穿透时空。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快感也无物能及。因为作为想要发现和探索的写作者，他（她）始终在场，并且这在场始终带有冒险倾向。相对世俗中的勇者知难而退，写作更需迎难而上。他当然清楚，写作不是黄昏古道漫步，不是花前月下独酌低吟。写作是在刀锋上舞蹈；是用血液与骨头去贯穿生命本质，深入黑暗最内核；更是永远追寻事物原貌和真相的探险精神。 写作同时是一种立场。你可以说一棵草也有立场，但相对于一棵大树来说，这个词便不复存在，或者说二者根本无可比性。一棵树，必须深入土壤深处，牢牢抓紧泥土，才能扎下根，长得粗枝大叶，才能吸纳人间烟火气息。写作的立场便是树的立场，它的任务与宗旨便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把根留住。这意味着永恒的存在，在场，它那呈放射状的脚趾，永恒地深埋在时空深处。在快餐式写作蔚然成风的今天，还有几棵这样的树？倒是大江南北，“春草遍地发”啊。 诗歌的难度也就是诗歌的可能性，可能性有多大，诗歌的难度就有多高，可能性永远无法完成，因此，写作永远是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行的劳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孤立无援的，因为这样的写作者永远被划分在某某流派某某团体之外。但恰恰因为这样的孤寂，使艺术具备了非一般意义上的美学价值。被享受的孤独重在享受，而仅以孤独作为喧嚣的参照。 如何让诗雕塑般步步凸显浮雕之貌，这是一种长期的艺术素养与求真精神，也是对生命与艺术的敬畏。敬畏之心源自对真正艺术的震撼与感动，源自对事物独特性和神秘性的敏感，出自精神深处对生命的热爱，而非厌倦。当然这并非“铁肩担道义”的悲壮，也非超脱肉体灵魂之类的高蹈，敬畏的根基是人性与道德律，只有双足踩在大地之上的人才会心怀敬畏，才能耐得住漫长的寂寞和孤独。才能具备如大树不为风雨所动摇的定力和淡定从容的品质。 一个诗人具有敬畏之心就如泥土与草根天生具备了其自身的味道。也可以这样说，人应该划分为两部分：身体与神性。敬畏便是神性，它必须沦陷在身体中，成为身体一部分，反之亦然，二者密不可分。这样的写作者，他落笔的每一个词语都是经过认真思量的，决无轻慢。在激情之上，它们是心灵的叫喊，灵魂的颤栗。这种诗歌所生发人性的高贵与悲悯是任何高明的游戏所能不及的。脱掉技巧雕饰的外衣，以身体本能传达出内心深处的真实，这便是敬畏。在人世间，在艺术美感与艺术价值取向之间，还有人是清醒的，还有人会越陷越深。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是轻的，你自己才是重的”，我乐意这样对自己说。 2007-7-12 《美学一种：重提诗歌的清洁与孤独》 孤独的写作永远是一种笔在纸上默默挖掘的声音，更因这挖掘是为了发现人性中最珍贵的部分而非为了埋葬而凸显出清洁的本质。与此相对应，清洁精神来自生命中自发原始本能的力量，它需要写作者拥有对生命清醒的认识。虽然不可避免也带来对写作者生命的伤害：即写作的深入与写作者的生存境况成反比。但在多数优秀的写作者身上，生存的困境仅仅体现为自我个性与语言的压力，某种紧张关系与破坏性仅仅针对写作现在进行时此种特殊状况。说到底，压力的产生是因为语言天生存在一种偏爱完美的倾向，这种偏爱与我们破碎虚无的日常经验恰恰对立。这也意味着，语言理想与经验的落差更要求写作者对孤独的高度认可。 “我迷恋诗歌中的清洁精神一如迷恋生命中被照亮的黑暗部分”。这句出现在以前某篇随笔中的话，我今天依旧愿意重新指出它对个人写作的有效性。此后半句也是前半句的引申与延续，即那“黑暗的部分”其实就是一种诗歌的清洁，也是一个写作者天性中及他沉浸于书写时的孤单承受。同时意味着他对个性维护所作的最后努力。对这样的写作者来说，诗歌（艺术）是他表现几乎不可言说的体验、深沉和悲伤的工具；是对萎缩贫乏的内心生活给予最直接最有效的反抗，他通过此种努力保持内心和人类最后的尊严。面对生活，是与其决裂还是和解？这不是维持某种姿态能说了算的。但有一点是事实：即写作者的所有纯朴、喜悦和虔诚的情感几乎全部来自某一瞬间识破了一种秘密规律的运行；而写作的魅力及美好的性质因某种来自原始心灵干净纯粹的情感而变得更富有诱惑性。 诗歌作为一门优秀的艺术，其魅力与其说与生俱来，不如说来自人天性中的某种渴望：希冀以某种崇高的工具来叙说和表现自己。渴望是一种潜伏的激情，但到了一定阶段的写作却意味着激情的冷却，甚至是消失，即彻底地孤独。激情消失的程度与诗人对语言理解的程度成正比。在此基础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朴素的语言及表现方式。换一种说法就是，一种静止的事物更能让人产生专注感，更能增强将存在转换为规律的可能性。在一种静止的状态下，艺术家活过一百年仍觉年轻态，当他在千年万年后转过身来，世界仍是他落地那一刻的光景，而他已经到达终点。 创作必然是孤独的，何况要维持内心的清洁？对于一个孤独创造着的诗人来说，诗也许是他最后最深刻的实现。但我们毋宁认为那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表白，诗人在创作中与时代的碰撞也并非有意，而是偶然。一旦他将内心转化为纸上的现实，也意味着灵肉分离的到来，作品在那一瞬脱离创作者独立存在。由此看来，艺术并非虚构的人生观，而是一种更深刻的现实。写作者的责任便是在实现人生观的过程中挥霍一切可变价值（语言，思考、形式），当他亲眼目睹一片澄明宁静的开阔地就在面前，诗歌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抚慰了。能否这样说，那片根植着过去与今生，同时还孕育来世，并悠游于时空之外的花圃，就是孤独和清洁的写作最终要到达的地方，也是我们最后的美学？ 2007-11-8 《可能的美学：重提写作的难度和敬畏之心》 在这个传媒经济无孔不入，充斥物欲的现今社会，重提这个话题似乎不合时宜却有必要。写作的难度归根到底来自一种纯粹个人意义上的写作，即一种彻底疏离大同社会，摒弃所有公众意识并最终落实到语言上的个性化行为。相较于诗人的孤独感来自自身的压力，一种自始至终尊重语言并让其对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有所补充的下笔方式构成写作的难度所在。同时，在关于诗人必须具备的诸如“感受能力、观察能力和虚构能力等一系列能力中，去发现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譬如技术上的拓展，形式上的突破）是对难度最大的挑战。亦可这样认为，写作难度的高低（一首诗的好坏）是应该有一个标准可遵循的：即我们可从写作者对题材情感等的处理能力上而非情感题材本身去衡量一个诗人的才能和技艺。他对前者处理得越完美我们说这种写作难度越大，反之亦然。我一向认为这个快餐时代不可能是诗歌的时代，诗歌亦不是一个人人可为之的事业正源于此。 “跨栏”一词，也许有人使用在先，我之所以愿再度提及是因写作的确是一个跨栏过程，此项目的挑战性永远来自写作者自身如何化解语言、形式与个性化写作之间所造成的某种紧张关系。他所跨出的每一步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尺度在前方发出召唤。也惟有怀揣此态度去落笔（至少以此作为努力方向）所产生才是有效的写作。落实到具体文本，一个写作者对难度的挑战也必然是将功夫下在可建立公共尺度的领域（技艺、形式、文本驾驭、美学鉴赏能力等）而非个人趣味领域上（题材重大、情感饱满高尚之类）。换一种说法同样成立：即技艺的复杂性与诗人的抱负总是成正比。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了抱负与理想是以技艺作为基础的这一重要前提。诗人西渡曾撰文认为一个诗人的技艺越高超，他的写作抱负越远大。而几乎没有一个技艺拙劣的诗人有远大诗歌抱负，这一理论正被现代的诗歌写作者证实着。通俗一点说写作的难度与写作有效性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在诗句生发之前早已血脉相连。无论我们认同与否，真正有难度的写作永远处在一种现在进行时状态中，即一直在路上。因为永远没有一个确切的终点能让你加速冲刺一番，这就意味着即使你想提前做好冲刺的准备也将是永无止境的准备。如此看来，说写作的难度等同于写作的可能性亦不无道理，因为两者都是在超越常识中去发现一种未知的写作形式，它们要面对的标准也永远在未来，在一种全然开放的写作中，而非过去。这无疑构成了对写作者最直接最有力的挑战，因为他面对的永远是一个隐形的甚至并不存在却随时可能存在可能发生的对手。 事实上上述所言都是在尊重语言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对语言的尊重实际上来自写作中的敬畏之心。写作者一开始便清楚地知道：诗歌语句的自足和封闭是决不可能指向任何功利目标的。诗人也永远只作为一个无可重复的个体身份存在。那么，是什么让少数写作者具备了为诗歌献身的念头呢？是敬畏，是对无以名状，大美不言、有如神启的诗写世界的敬畏。而荣耀有时也会伴随敬畏来临：当写作者跨越某个预设的标尺，朝难度写作迈出哪怕微小的一步，他同时也获得了有所发现的安慰。心怀敬畏的写作者永远将写作看作一种创作性活动而非消费行为，唐吉诃德式绝望的追寻与卡夫卡式直面荒诞的勇气背景下拥有同一颗对文字敬畏的心灵。这也让我们今天重提这个话题有了落脚之处。也许个人对诗歌的认识并不能推断出某种完全正确的结论，但对每一个诗人来说，他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状态下被诗歌的秘密光芒照耀过、温暖过，并且只要写作继续，这种光芒将持续存在。因此从发现自身精神存在的角度出发，今天重提难度写作与敬畏之心不但适宜，而且势在必行。它对我们的写作行为永远是一种警醒，也是一种鞭策；它让人类只能来自显微镜下的隐秘个人经验和广阔的社会场景奇妙融合，让心灵的神秘颤栗与肉体的秘密渴望合而为一。在无数个孤寂的深夜里，它让我们永远保存一份神圣的个人记忆。也成为所有被诗歌下盅的写作者拥有一份一事无成的喜悦和迷醉的根源所在。行文至此，重返标题，一种美学也许已经不是可能上的美学，而正在发生并被验证中…… 2007-11-14 《诗，少数沉默者的游戏》 为什么写诗，这是个老生常谈且过时的问题了。而对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写，则因其具有某种个体私密性也许更能引发几分阅读的期待。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写诗首先是写作者介入文明的一种方式，随着介入过程的深入，此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感恩的行为。作为一个在现代文明和社会生活中有所获（并非指物欲的满足）的公民，他必须有所回报。写诗于是成为一个在对文明不断索取中不断回报的循环游戏。但是，能将此游戏进行到底的只有那些具备奉献和牺牲精神的人，也就是说写诗永远是属于少数人的游戏，只有那种技艺高超并且熟谙游戏规则的人才能让其过程越来越精彩。（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这个公众时代，却只有少数人具备进行人类最后一件可能的个人事情的能力。）而对规则门道的逐渐熟悉与游戏者先天的领悟能力和后天的独自摸索解密功夫密不可分。 既然存在游戏规则，那么不能不提到理性与非理性这一有如诗歌双翅的话题。事实上一开始，游戏规则或规律的存在就说明诗歌的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正如我们所看见的绝大部分优秀作品其实都是由一些自足词语构成的相对封闭的空间，诗歌中自足的词语有如单个闪光晶体，共同映照出宇宙万物的秘密。在写作现在进行时中，非理性永远是否定和破坏的元凶，是失去拦截的激流，是一泻千里的飞瀑。相对于我们稳定的生存空间，它浑身充满冒险细胞，随时虎视眈眈准备造成对生存力量的瓦解……值此千钧一发之际，理性出现了。理性肯定和接受了这行将崩溃的一切，并且默默承担起重建的重任。但此承担是有条件的，即上述的千钧一发之际通常只出现在高明的玩家中间，在新手上路或者在游戏室门槛外摸索了半辈子不得其门而入者身上则多半出现自动放弃退出的局面，也有少数执迷不悟者，则几乎全以走火入魔的悲剧收场。历史上不乏此类玩火者，也许个别另有走上绝路的复杂因素（诸如个人生存境况、心理承受能力等等，）但他既以一个玩家的身份出场并且一直在场，却不能从游戏中获得足够的乐趣或让游戏赋予其生活以秩序反而误入歧途，我们只能将此判断成玩家自身修炼不够，而无理由归咎于游戏程序不完善。因为任何一项游戏的冒险性质是天生注定的，而任何游戏者在进入游戏之前必须具备足够心理准备乃常识。 为避免游戏一词对诗歌有轻怠之嫌，说诗歌是一种高贵的游戏也许更确切。此游戏适合为某些高尚的心灵而存在。这又是一个有趣且相互印证的悖论，因为正是那些高尚心灵的存在为诗意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它们以个体的才能、智慧和血性灌注到游戏程序中，并与之互证明和映照出自身存在的意义。这类心灵永远在进行着类似铸剑、炼丹之类的活计，自始至终埋头苦干，一言不发。因此真正的诗歌都是沉默的，如同高贵的心灵必然保持沉默一样。一种严格个人意义上的写作行为，就如一个正进行着一场极具挑战性高难度游戏的玩家，必然调动其所有精力智慧全神贯注倾注其中，只恨分身无术尽快找到进入程序的秘密通道，何以听得见窗外车水马龙？更勿言跻身其中了。能否远离大众的狂欢，独守一份怡然而谦逊的沉默，是一个非诗人与诗人的区别，也是一个仅为在游戏上寻找新鲜和刺激感的游戏者与一个誓将游戏事业进行到底的真正玩家的区别。 2007-11-17 《谈谈诗歌中的血与水》 鲁迅先生《革命文学》里有一句“从喷泉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在这个物质富足精神贫乏的时代，水之泛滥和血之紧缺所造成供求上的不平衡也许是现代人最大的困扰所在。若将两者移植到诗歌写作中，这种困扰的性质尤其显得耐人寻味。水与血作为不同物质被转化为迥异的两种方式切入写作的同时，也体现出诗人对待写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的冷眼旁观与后者的激情介入，亦可视作二者的生活理想与艺术理想。先说前者，不仅在唐诗宋词中，即便在充满暴力与对抗的当下时代，一心追求水之清澈者亦大有人在：把酒叹月，怜花感草，面对山峦湖泊黯然神伤，这其中倒也颇有几分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也许此言余音未息立马有反对之声接踵而至：“谁说赏玩风月不是一种优雅，谁说我们的闲情雅致不是真心实意？谁说清浅的自娱自乐便没有生命意识了？当然，谁也没有否认其中真情实感与焦虑的存在，我们暂且不去探讨其媚俗倾向对一个写作者内心生活的侵蚀所导致的后果，却实在找不出此关乎一己之悲欢的写作与拓展艺术之关联，艺术价值面临沦丧却是回避不了也无法不关注的事实。 水与血之说或许不如具体事例来得通俗，一个比喻：某场体育赛事即将进行，前来参赛双方却并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者其中一方根本无意参赛，来此目的仅仅是打发闲余时间，或者只为来跑道旁散散步。散步与冲刺两者间境界天壤之别自不必说，但我们无法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这境界的差别来自供给他们本身能量的差别，前者汲取和消耗的能量是水，后者汲取和消耗的能量是血。严格来说，此两种物质在本质上并无可比性，非一般的美学鉴赏所能及。要如何对比水的清澈和血的浓度？会呼吸的鲜花与制成观赏品的干花？蝴蝶与蝴蝶标本？这些互比的两者间永远隔着一种无法被模仿和剥离的灵魂性的东西啊。 再说说后者，也就是所谓的血液写作，血液的直接渗入也意味着写作者始终在场而非旁观，他（她）永远也无法使用某种与现实脱离的语言和心灵介入写作，也永远无法逃避和和解，而必须更敏感的切入人类及个人生存核心，使关乎忧患、深度、绝望以及存在的全部尖锐性流淌于笔端。因为血液中某种天然的属性，他（她）的写作永远无法停止在中性状态，而是呈现某种艺术形式被推向极端的锋芒。以血液的黏性和饱满的色泽度触及灵魂的痛处，感受到激烈跳动的心脏。与心脏的短兵相接又促使他一刻不停地执着探寻着生命、生存和现在；也无时无刻不在经历，在穿过，在体验。毁灭与诞生在其笔下的和谐共存也意味着诗人生命与艺术的同一。换一个角度看，血液写作是出于人类天性中做梦与说话的需要，为了生存的基本权力，为了挣脱精神压迫这一既存事实，为了对抗生命某个阶段的紧急状态，为了摸索某种绝境中的希望……血液写作并非挽歌，而是一种默默地永恒地拯救和祝福――对日益萎缩的内心生活，对个性的丧失，对这个时代的精神贫困。至此，能否这样说，用泉水还是血液来写，不仅仅是关乎个人趣味与理想的问题，更是关乎写作是巩固和发展还是弱化现代诗歌艺术这一严肃命题。 2007-11-23 《谈谈纯诗》 倘现在还有人试图给纯诗下一个定义，定会被视为不智之举。但这样说并不表示纯诗就不存在，就如好诗与坏诗之间有一个相对的标准存在，在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心中始终有着某种约束，这约束便是他定义诗歌好与坏、纯与非纯的标准。我们不妨持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样去理解：纯诗所面对的发言对象不是一个广大的群体，也摒弃了所有制度化语言、概念化词语和抽象说教，是一种清除了所有随时将被消费的杂质的诗。倘若这个命名成立，那么它也是那种只对某个特定知情者发言的诗，只与某个特定对象分享同一秘密，有时这个体甚至仅仅是自我的另一面（精神、心灵、灵魂存在的某种特殊情状）。这个体的单数性质注定了它的发言对象只能是“你”而非“你们”，两者间的关系亦只能是我与你，她与他，永无复数之可能。 我们之所以完全有理由对纯诗的透明性抱有充分期待，这在于它与读者的关系也存在着诗之语言、某种诗歌理想的透明。所有晦涩、暧昧、抽象的语言均被排除在纯诗之外，都被列入不纯因素之中。但并不表示在纯诗中间就不存在公众所谓“晦涩、不懂的”问题。这同时涉及到阅读对象理解力的问题，即纯诗的对话对象必须处在同一个标准或水准之内，如此两者之间才存在对话的可能。那惟一的知情人必须与前者建立起某种默契，那种微妙的颤栗也只有在这样的默契中间才能发生。换个角度，诗之纯粹并非故意避开忧患、深度、存在之尖锐，相反，诗的纯粹品质更是将某种艺术形式推向一个极端的高潮。对生命和存在的介入，使纯诗的语言甚至每一个词语都具有属于自己的气味、颜色和形状，它们维护的总是现实中日益稀少和匮乏的东西。我们甚至不能在纯诗之外的任何地方体会到对生存与个体价值的强调与高度追求，那种渴望生活的强烈愿望，那种持久的浴火经历与体验。 可以说，写纯诗既是一种纯属私人的乐趣，也是一个真正纯粹诗人写作的根本立场。诗与人绝无脱离之可能性，而只存在同一性。作诗与为人永远不可能单独成立，这就好比一个将诗歌当成外在谋利工具的写作者永远写不出纯诗，一个纯粹的诗人亦不可能背离自我设定的为人作诗标准和立场而去写面对公众发言的诗。 2007-12-2 《写作中的非理性与技术》 相对而言，写作中的非理性（激情）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投入、接纳、甚至彻底忘我；理性（智性）更大程度上则意味着拒绝，至少有所保留以利于选择（对词语和形式的斟酌），其表现之一为落笔时的胸有成竹。对那种过分清醒则意味着不能完全进入写作自由状态的写作者而言，通常的状况是：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停留在习作阶段，大部分作品只是材料，甚至不能称之为诗。我们虽不必过分强调诗的形式和内容，（诗本身亦无可遵循的写作模式），但写诗之所以被称之为一项技术活，却与诗人对理性的重视密不可分。技术活更需要诗人具有高人一等的控制能力和对诗歌整体形式的把握能力。如果说沉思和体验、胸怀的博大和辽阔是成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前提，那么那些站在人类文明高度来考虑诗歌问题的诗人也不可能是一个非理性诗人。那种疯狂、迷醉、神灵附体的状态亦与我们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一个稍微具备社科常识的人都明白，文明首先是理性的产物而非蒙昧的仆人，诗歌中的想像力和非理性成分只有在意识（理性）的看护下才呈现其最佳状态并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脱离技艺和形式，再完美再热烈的非理性（激情）亦无可呈现。我们在那种貌似自然，鬼斧神工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出雕琢的痕迹并不表示其中不存在技术因素，那恰恰是诗人非同一般卓越技艺的表现，貌似无痕实因功力深厚。那种能完全自我表现的精神纯洁和激情在诗歌中根本不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写诗也是一种智力活动，一种挑战难度的自我思维训练方式，这种难度游戏同样对阅读者的智力构成挑战。可以说，直到今天，对大部分写作者而言，技艺（难度）的挑战仍是写作最主要的驱动力，也是其写作乐趣和快感的来源。所谓的内容情趣等等除了建立在技艺的基础皆可视作无关之物。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了这里头还有个态度问题，对那种将非理性写作状态等同现实生活的写作方式，与其说那是写作状态的纯粹，毋宁说是写作与生活的双重缺陷。正如写作中的个人化并不意味着在诗歌中暴露个人生活，而在于能否在普遍性中找到自我的独特品质；写诗也不是逃避责任和生活放纵的理由。写作与生活惟一可以等同的也许是：写作中不存在任何口号与标签，生活中亦如是。 2007-12-7 《冰上笔记――内在的审美与感官的狂欢》 说到底，写作是一种内心建立在感官与语言狂欢上的现实。写作让现实存在中诸如当下的可能，在场的可能，以及艺术的可能等多种可能性成为内心审美的对象，用语言为它们建筑起安居之巢。写作者倦怠的心灵需要一方纯粹干净之所来抚慰，恰如旅途劳累之人渴望一席永恒的灵山秀水安顿身体。写作与旅行之相同点在于：都希冀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某种确定的东西，希冀让存在与心灵以共在的形式去执行宇宙中既定的规律，在完成过程的瞬间看似不动声色，实则一个包涵个人爱欲、存在、死亡的完整生命本体已历经几番生死轮回。 有时二者又互为矛盾，先说审美。如果你希望达到自己预设的审美标杆，那么在白纸黑墨面前你必须是一个审视存在、反抗存在、抵御存在的人；你必须是质疑、焦虑、抵抗的共同体；这模棱两可的世界在笔下被整顿出新的未曾设想到的秩序必须正好与你内心预设的清晰标尺完美吻合；那些所有自发生成的作品都必须具有独立而纯粹的轮廓，被封锁在一张不容更改的草图中，犹如一个高贵自足的灵魂被禁锢在尘世劳顿的躯体中。一句话：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审美（内在审美）要求你将内心的欢乐推迟，这被迫延迟的欢乐源于根植于人类肉体上的孤独、精神生活上的失语与冷漠、漫漫长夜台灯下的痛苦煎熬，都只能在一张方寸大的纸张上找到绝处逢生的现场。 狂欢则意味着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就已经燃烧。因为一旦提起笔，就意味着写作者正在进行估量生命之思无限可能性的尝试；正在串起一条连续不断将生存空间与回忆衔接起来的锁链；正在被一道从思想最黑暗最深处涌出，尚在源源不断浇洒的语言喷泉击中，无法停止，无以逃避。这种狂欢的氛围有力地说明和体现了身体的在场。事实上，自始至终人都以身体的在场作为从诞生到死亡存活于世的标志。身体的寒冷、迷茫、颤栗、痛楚、失眠、震惊、呼吸、焦灼、吞噬…… 所有有关身体的种种感知都作为狂欢开放张扬的依据和外在特征，我们通过如此庞大的身体梦工场（感官狂欢）透视内心、窥见灵魂，抵达内在的审美。 如何使身体内部发生的事件和身体遭遇的事件有机结合，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如何做到狂欢与审美的和谐默契，将身体在瞬间作出的独一无二之敏锐反映转换为非凡的语言熔浆，让个人的历史（感官狂欢）成为公开的历史（内在审美），这正是写作者们孜孜追求的。幸运的是，那个精神与身体，爱与性二元对立根深蒂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所有内心狂窜的火焰和坚固的冰雕、悲愤的瀑布与灼热的阳光都能在诗歌里找到一个隐秘而优美的存在之所，成为心灵的永久依恋。埃莱娜•西苏说：“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观照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生命关照的过程就是个体感官狂欢与内部审美不断冲撞磨合的过程。也是人退回的内心，退回到灵魂内部追问与反省的过程。彼时，想象的现实何尝不是艺术的现实。当人鱼的刀刃之路被理想主义者走成一种身体与感官的独欢，内心的审美也就成为一种自由自在、物我两忘地呼吸与游戏。 2007-12-25 《碎言碎语：为何写奢侈的诗歌及诗歌的道德》 相对世俗必须的吃穿住行，诗歌无疑是一种奢侈品。不仅诗歌，任何艺术（绘画、雕塑、音乐等等）皆如此，诗歌尤甚。但这种彻底独立自足的内心生活又往往是一种必须。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比任何时代更需要诗歌这种奢侈之物来接近生命另一端的崇高与幸福。从本质来说，诗歌本身是绝对真实的心灵，是个体生命本身。亦是诗人在瞬息万变的世像中捕捉和感受自身创造出的境界。因为心灵天生害怕孤独的特性，艺术（诗歌）便成为艺术家显现自己、融入社会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诗歌是对道义的担当，对美好与崇高的普及，毋宁说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作为个体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身不由己的人本身的自私和欲望。以写作平衡、减缓、舒宁内在的压力与外在的腐蚀，获得心灵的慰藉与满足。或者说，写诗本身是一种净化，是一种净化之后的静穆和安详。 因此判断一首诗歌好坏，不惟技艺，道德也应是重要标准之一。（亦即诗往往乃形式与内容的双刃剑）。我们称满足了此二条件的作品才是表达了普遍理想的作品，才是艺术的上上之境。此时，写作不仅作为个体的有效缓解平舒剂，更是一种激活和唤醒。但由于激活往往是泥沙俱下，高尚与低下并存，所以诗人本身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念尤显重要。道德无关诗艺，仅仅与诗写内容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更是一个完整自足的个体世界，是个别特殊敏感的心灵将历史中某次瞬纵即逝的美妙场景、欢呼的内心、情感的闪电、爱与血的火焰，用诗歌的形式凝固下来的艺术品，而非整个的普遍客观世界。那种铁肩担道义、将整个民族精神都融入诗歌、包罗万象的所谓史诗、大诗在现代几乎不存在。当然勿庸置疑，特殊总是融入普遍之中，个体的观感亦可作为普遍意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之参照。从艺术本身独立审美的角度来讲，相对某类对生活、对自然和日常的还原、再现和模仿的写作，我更看重脱离日常，提供某种可能性生活、提供一种对被净化的心灵的捕捉和刻画，或者说我更欣赏那种写作中想象的现实。没有一种自由可媲美想象的自由，也惟有具备了心灵与精神的彻底自由，才能对法规彻底逃逸和超越。这也作为为何要写诗及诗歌区别于其他艺术和学科的根源所在。 2008-3-3 《碎言碎语：诗歌的必需与诗人的准备》 愈来愈倾心于某种“减法式”的写作。这不仅体现在对题材的选择和修辞的限制上，更体现在自身诗歌观念的不断修正和调整上。舍去以写作再现挽留生活或以写作发出提问种种冠冕的借口，我更视诗歌为一种微观雕刻（具体到个人生活中某次瞬间的感动或领悟）与一种珍贵的“非现实”心灵体验奇妙交织碰撞的艺术，一种注重线条和质感且富有穿透力和表现力的艺术。作为写作的主体，诗人可以在场（介入），亦可缺席（隐身）。在场的承担和见证确保了“我”作为个体不至于在历史的洪流中和时间深处消失，而隐身（诗人有意在文本中保留的理想的“我”）使文本免于直接判断，从另一个角度彰显诗歌虚构与戏剧化的魅力。 但无论是在文本中隐遁或者在场，诗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词根，即属于个人的语言美学特征和个人化的比喻风格、写作手法等等。他必须以个人而非大众的方式表现历史赋予个人的重量，而且在此过程中拿捏得恰到好处：既努力接近“纯诗”的理想，又不致陷入某种“美学的空洞”。这二者之间看似简单却微妙的“度”，却需要写作者付出毕生的辛劳。这同时涉及到为什么写作这个古老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仍确信写作必须建立在“必需”和“不得不”这样一个基础上才具有意义。诗人之所以提笔，实际上是作为真实的自我在这一刻内心有了写的要求，诗人听到并服从了内在良知的召唤，他不得不写而非为了什么什么去写。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就像一个胸腔中积蓄了太多块垒的长久失语者必须喊出来而后快。而读者在文本中感受到的所谓时代感也仅仅来自于语言与语境之间、语言与技艺之间的张力，而非诗人的刻意。它们更大程度上来自诗人内在“血液”的诚实，对生活的“痛苦”观照。一个诗人与其为了保持某种内心的“紧迫感”“危机感”而去写，不如让那条河流兀自干涸着，毕竟，鹅卵石也有见天日的权力。 谈到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我认为完美的生活与完美的写作是一块双面镜，彼面可以折射此面，此面可以观照彼面，缺少一面，镜子势必破裂。没有完美的生活，完美的写作是一句空谈；没有完美的写作，生活将不是现在的生活。诗人兰波的“生活在别处”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也仅限于理想。当然你也可以说写作就是虚构理想的可能的生活，但仅以此来作为写诗的理由未免过于狭隘，如此世界的多样性、人性体验的复杂深刻性、直达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对语言的发明及语言本身的游戏性便无从谈起，更毋需说作为诗人标志其必须具备的诗的技艺。作为一个诗人，他必须在以上各方面全方位时刻准备着，并且，已经作好了准备。 2008-3-13 《碎言随语：写作中的灵与欲》 并非我不赞成身体在写作中的在场，但我们有充分理由对那种纯粹感官欲望、快感释放和语言狂欢的写作持怀疑态度。尤其在盛行于当下文坛美其名曰“私人写作”“个体写作”种种以呈现私人生活经验为主的写作面前，诗人若无自己坚定的写作立场，便无法做到真正听从内心的召唤，写作所必需亦是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意识与人性的高贵更无从谈起。那种光有身体（肉体）而无灵魂（心灵）在场、（只追求身体的快感而无法提供心灵质量）的写作，与光有精神的高蹈而无真实个人体验的写作同样可悲。刘小枫的“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我认为将句首的“身体”一词置换成“写作”也是贴切的。一个写作者要做的，不是如何让写作远离身体（凌空蹈虚的所谓巨大关怀），或者直接以身体作为写作主体而杜绝在精神层面作探索和挖掘；而是如何找到身体与语言、身体与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找到那扇只为少数人敞开的门。 2008-4-1 《碎言碎语：关于批评……》 一个缺乏批评意识的批评家决不是优秀的批评家。我们的诗歌需要观察敏锐、富于建设性和批判性，富于创造性思辨能力，能察他人所未察的批评。那种不断推翻旧的标准，重构新的标准，不断为我们对世界、对人生提供新的认识的批评，正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所稀缺的。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然具有一套个人的批评体系，它的开阔和深刻、它的开创性和启发性将为我们这个物欲工业时代给出合理和趋向完美的诠释，甚至成为当代文学与当代批评界不容回避的精神现象。 因此我们对那种能改变一代乃至几代人思考方式的批评满怀憧憬。我认为，一个批评家的逻辑性与思辨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独特深刻的体验感知能力是其体系（对相关作品和事物进行统领，并且剔除非同一性事物）文本的落脚点，也是其作为一个优秀批评者必备的素质。在此前提下，他所深入剖析事物的目光被横行和纵向两种维度交错牵扯，全面渗透，笔锋所至之处，尽是微妙的弧度和颤栗。我心仪于这样的批评，也以此作为对自己作品的要求。 2008-5-13 《碎言碎语：十年磨一剑》 我喜欢看宝剑出鞘时，剑刃上由近及远四处荡漾开来的光晕。这光晕，不耀眼，不夺目，不熄灭，不消失，如影随形。只悄无声息地于黑暗最深处、生与死的边界兀自波动和闪烁；那锋芒，却忽强忽弱又寒气逼人，若有若无而冰凉沁骨，直叫人脊背发冷手足冰凉。我欣赏这种锋芒，它来自宝剑本身（如诗人自身之先天条件），但我更欣赏持剑者的剑术（乃诗人之技艺）。真正的剑客一出手，着力点都在剑刃的力度与精准上，而不在招式和手法，或花拳绣腿式虚晃一枪。真正的诗歌也决非故作姿态，无病呻吟。而是有来源，有准备，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它们的相同点在于：不求出神入化，招招致命；但求精快狠准，一针见血，一剑封喉。这血的价值也正是泪的来源，是诗的严肃性，是心灵的不再迟钝和麻木。此时的剑刃，便是彼时的笔锋，让你因颤栗而心悸，因疼痛而紧缩，因震撼而平息。有光，（来自其外部发散）；有疼感（来自其内里辐射），这是我认同一柄好剑的两个基本要素。同样，我欣赏的好诗来自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敬畏，对人性和良知的持续关注、对爱与痛的深入探索和对技艺的精益求精。我所理解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直逼生死的文化存在。基于此，我愿意以十年磨一剑的态度作为自己写作的态度。 2008-6-19 《碎言碎语：谈诗人的责任感与信仰》 一个优秀的诗人必然是有责任感的诗人，谈论诗歌不需要责任感的那群恰恰是不具备责任感的一群。这种“酸葡萄”式心理的认识与诗歌的必然深入生存和洞察人性无关。诗人的责任感是诗人自身的一种能力与决心，这种能力与决心督促诗人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承担义务。当然它绝非肤浅地指向所谓铁肩担道义式的疗伤或拯救，而仅仅意味着有尊严地、自由地写作，即责任仅是与尊严有关的生存行为。一种有责任感的写作完全出乎诗人内心自然，只能如此，别无选择的个体行为。它源自诗人内心的信念或曰信仰，同时也意味着诗人内心的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维度。 说到信仰，我认为它绝非盲信与狂热的理想，信仰作为一种天然的内心指导，作为写作的基石、根本和重心，在本质上应提升着诗人的整个生存状态。一种对生存和人性造成伤害的信仰其实不是信仰，只是狂热的理想，是激情的冲动。对写作者来说，信仰只是面对写作的精神状态，它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重新确立，不断产生新的可能，不断推翻和重建。所谓终生的信仰指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而非某种教条或决心的恒久固定。信仰永无满足完美的一天，它总在不断突破和追问中寻找。那种视信仰为简单的献身激情、而与责任感无关的诗人要么是下不了决心，要么是丧失了相应的能力。信仰与责任感并存的写作就是那种沉默地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立场地写作。它远离一切喧哗和事件的中心，有时候，它只作为内心激情的渴求而存在；有时候，它仅仅作为一种对世界的疏离与异化，一种对人生的新鲜洞察力地必然体现。 2008-7-31 《碎言碎语：诗歌语言的精确》 如果说诗歌写作是一种诗人与诗歌共悲欢同荣辱的走钢丝行为，那么此行为考验的正是写作者在语言上的腾挪闪跳之功，真正的走钢丝高手往往将平衡与精准拿捏得恰到好处。我认为将杂技中的精准术置换为写作中的精确未尝不可，精准是真正高难度动作，这注定了精确的诗歌只能是单数，正如真正的竞技场上看热闹的总是远远多于竞技的。因此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为什么一首好诗中词语间或发出的求偶信号往往难以得到回应。语言与认识的统一成就精确，同时语言也造就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晦涩不可避免。精确作为一种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绝技只朝那些能够进入秘密通道的个人而敞开，并不稀罕所谓大众的交流。这显然与当下诗界大多数追求模糊境界的诗背道而驰，但它恰恰跟那种和黑暗中人幽会，为的是相逢时瞬间的颤栗与狂喜的写作理念不谋而合。 2008-9-8 《虚度今夜》 文字到底靠不靠得住，这是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也曾一度对自己的精神状态表示怀疑。在人群中我往往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在公众聚会场合为了表现出正常地合群，不得不强颜欢笑，遵循着大家公认的某种人际规则或潜规则，为了与那种真真假假的“融洽”“和谐”画面不显得格格不入。在那种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的会议言辞面前，我外表睡着，内心醒着。而面对那种处理庞大复杂的人际关系上的不动声色、面面俱到，投其所好式的各个击破的世故者，我选择敬而远之。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坚守个人妥协底线的前提下，将个人的脸孔隐藏在毫无个人特征、众人认可的大同脸孔下，将棱角隐匿，涂上润滑油，呈现出虚伪的真实以换取通往各种门槛，进入各种通道的通行证。 对于纸上谈兵我自认游刃有余，而生活中我却永远做不来运筹帷幄。现实中的口笨舌拙也远远比不上我在纸上的得心应手。从口里出来的往往词不达意，甚至违背了我的初衷，与落实在纸上文字的微妙与丰富相去甚远，言辞与文字如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前者远不足以涵盖我思想的全部、贴近我内心的复杂和敏感。但多数场合我有意不让纸上的通透去取代现实中的笨拙，有意不让自己成为生活中太聪明的人；有意不做那种在任何场合都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人；做那种惯说大话空话让你痛一下痒一下却让人抓不着辫子的人。甚至偶然在酒桌上看见某个无视游戏规则，本色流露豪气干云的，竟油然而生好感，久违了呵，多么强烈的对照：这热烈，这愤怒，这痛苦和幸福是多么淋漓尽致，是多么弥足珍贵。它恰恰与我骨子里热烈起来热烈，绝望起来绝望的部分不谋而合。 多年来，我都在人际、公众场合这两条蜿蜒盘旋的小道上走得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从未达到过某种顺风顺水之境，在与生活和解的角度来看，我无疑是失败的。剩下的，只能是自己与自己和解。我乐意抓在手里并且落实在文字上的偏偏是那些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的东西，且固执地认为那些经过思想过滤沉淀，在墨汁里浸润过在血管里澎湃过的才是更有效更真实的此在。每个午夜，一张张白纸就像一只只饥渴的嘴唇，等待我去填充和灌输。这时候我会打开音乐，让优美的旋律去唤醒心底沉睡的声音，一点一点地渗入，浸润，让黑暗中的另一个小人儿从心底慢慢升起成形，化作一股清晰而强有力的存在涌上指尖，代替我爱，代替我说出，代替我生死两忘。这种感觉相当奇妙，我在某个瞬间进入了我所认可的生活的深度，在血液和心脏的静止中关闭白天那扇窗，打开夜晚这扇窗，在一片辽阔的视野中看见我所心仪的满天繁星，它们见证了我内部的激情和神秘，年复一年的记录并且保存了我不为人知的另一种生活。那时我在一片丰饶多彩的景观中与另一个完整的自己相遇，它们强化了我本身具备的与强大生活相抗衡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去追问生活本身的意义。有时我想，也许在折算现实的利益面前，从现实生活某种实惠的角度而言，我虚度了光阴，而我固执地认为人生中有些良辰美景就是用来虚度的，必须有人去虚度，在我和我的同道们中间。 也是由于天性，一直以来对废墟、残垣断壁、损旧的艺术品怀有一种莫名的怜惜与偏爱。是内心的伤口和隐痛在它们身上找到了审美的契合点，还是出于同类项惺惺相惜的关照，或者是岁月那种无言的洞穿和腐蚀力击中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我说不清楚。或许，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在贴近自身的对应物上找到精神抚慰，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让内心更丰沛，更轻盈一些…… 此刻，窗外深秋粗线条的萧条一览无遗。路灯下，一些掉在沙粒上的枯叶已经失去了昔日分明的脉络和润泽，干瘪地蜷缩在枯枝下各怀心事，几缕黯淡光线偶尔穿过缝隙的眷顾，是否令它们怀想起往日枝头被阳光爱抚的荣光？院子榕树下坐着如我一般睡不着而围聚搓麻将的老人们，那种散乱清脆的洗牌声不断敲击在窗棂上，生活离我如此之近，我放下手中的鼠标，起身，从冰箱中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这时候，酒是靠得住的。 2008-10-20 《界限和底线》 在艺术界尤其是当下写作界，能始终不渝坚守自己看待事物的立场，严格把持基本是非善恶标准者似乎并不多见。在大部分人身上，那种对自然，对不可逾越、神秘未知世界的敬畏之心更是无从谈起。显然他们并未意识到，恰恰是这些值得我们默默尊敬的东西赋予了世界万事万物秩序和尺度。当然界限和底线的消失或者模糊也许并非源自他们本意，或者说部分情况是由于某种圈子文化和大同环境超出了个人承受能力，不同程度的孤独和被疏离感迫使最初的壮志凌云、咄咄逼人变得心灰意冷，从而失去了作为一个写作者应有的霸气与锐气，拿不准自己究竟应该站在楚河汉界哪一边、测量器哪一点上，他们在无可奈何向这个世界交出自身精神道德上最后一道防线的同时，也交出了本应烛照灵魂的最后一线亮光。 另一种情况是个人外部生活遭到侵袭，导致内部的伤害甚至毁灭性打击，在无法忍受的情境下忘记了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感。在中国，底线和界限的丧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政治。这是事实：一个诗人或艺术家一旦表达了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的政治诉求，则可能永久失去表达其政治愿望的权力。基于此，近日读到的崔卫平分析瓦茨拉夫.哈韦尔《政治与良心》里的主张则尤显意味深长：政治不应是阴谋和手段，也不应是对权力和欲望的追逐，或控制他人的技术和技俩，真正的政治应置于人性尺度之内，不背离个人经验，尤其是个人的良心和责任感。政治来自良心，来自个人天生对生活和意义的追求及起码的是非善恶标准……而我个人认为在诗歌写作中，同样可以引申为对诗歌独立性的追求。 也正是基于此，我对那种出于重压之下却始终站稳自己的脚跟，恪守精神的秩序，从而获得生命真正完整和独立的人们满怀敬意。扯得远了，就我个人而言，也许剩下的问题，是自身如何坚守今天提出的这个问题，哪怕是苦苦支撑。 2008-11-14 杂碎：写作的事情 ◎ 写作不仅仅是思考，更是内心最细腻敏感的部分被“看见”触动后血管里流淌出的真实。因而引发灵魂深处微微的悸动，文字恰好呈现出了这种真实。它与所谓的责任与良知无关，而仅仅关乎灵魂本身葆有的纯洁天性以及文字从心灵的角度而言所行使的最大自由。 ◎ 当我将黑字落实在白纸上，文字只是此岸，彼岸遥不可及，甚至没有彼岸。有的只是不确定和可能性，抵达一词因此在语言与诗歌的意义之间成为虚妄。一旦提起笔来，我就意识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就像一进入森林深处，便会意识到生命的原始涌动和大自然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根植于地下的缄默的存在。 ◎ 我从不否认诗歌在精神层面所给予我的煎熬，但我知道煎熬后面一定有我想要的东西。在文字构建的那个超验世界里，我完全不需要对什么证实，只需安心享受高悬于世俗之上那圣洁光芒的照耀。 ◎ 写作这件个人的事情，却总在有意无意中试图介入世界，也在茫茫人海中寻求相互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需要被接纳。需要被山脉、河流、大地、海洋、天空所接纳。最终与另一颗心灵最柔软最隐蔽的凹陷部位完全吻合。 ◎ 从写作与生活对等的角度看，除却人为的道德标准，这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生活，绝对的善与恶。同理，省略评论者为诗歌分门别类而设定的各种标尺，绝对的好诗与坏诗并不存在。 ◎ 人在过于熟悉的场合容易裹足不前。因此写作的最佳状态类似于人身处陌生环境下的状态：自由、放松、毫无规范和拘束感，具有创造性，时时感受到未知。这种状态下的写作具备更大的偶然性和变化性，在流动中带来出其不意的惊喜。 ◎ “血液”是我认同的诗歌重要元素，不存在没有血液的诗歌。血液流淌之处，悲欢生死皆由不得自己。因此我的诗歌总与痉挛，颤栗，痛楚，紧迫有关，我享受诗歌里的大悲大痛中有心醉神迷，心神俱裂中有欲罢不能。说它们是微痒的快感也罢，是揪心的疼痛也罢，最终它让心灵在阵阵微妙的颤栗中抵达人性的高贵与尊严。也惟有那些甘于在黑暗中饮啜孤独的心灵才配得上这份荣誉。 ◎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举步艰难的浊世，还有人是清醒的，继续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作着犀利的探索，在与生活反复擦枪走火后全身而退；还有人在黑暗中越陷越深后又重新回到了亮处。对于他们，诗歌与生活的交流无处不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他们在那些墨水和血液配比的文字里找到了纯粹的真实。 2009-4-30 《写作生活》 一张白纸，一支笔，一张书桌的生活还将进行多久？这是被悬置已久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生活的隐居者，沉湎于自己的心灵生活已成为我的生活常态。十几年来，在这个偌大的海滨城市，我真正的朋友并不多。但正如于我对爱情和其他纯粹情感的态度，一旦认准了便不管不顾，大有赴汤蹈火一去不返之气概。这注定我在生活中只能属于不善多交却愿意对个别朋友掏心掏肺、肝胆相照的类型。这样一种对生活和感情玩命与献身的精神，让我在既往的生活中频遭伤害，直至今日依旧如此。相对于现实的残酷，心灵的风暴更容易将我掀翻，灵魂里的针锥更容易将我刺痛。从这个角度看，我在内心与精神世界已死过无数回。也明白这种凡事较真，不愿敷衍应付的态度，与世俗生活肯定是冲突相抗衡的。无奈骨子里的生存观与价值观始终不肯让位。 身体里这种时刻存在却无法看见的较量让我倍感矛盾与痛苦，这种痛苦主要来自我对那种貌似合乎世俗规范和常理现象的不买账，而只愿遵循内心的声音。作为清醒旁观者的我与一个飞蛾扑火的我形成对立的两半，它们互相撕扯扭打，这场发生在我身体内部声势浩大的战争却需要我的心灵为此买单。对这样的自残与互残我虽然充满痛惜，却无可奈何。但我从未试图改变这样的状态，或者说我对这样的现状感到满意：冷静孤僻的外在、热烈紧张的内部世界。我已经惯于用内里的火热沸腾去对抗现实的喧哗、松散与冷漠。虽然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激烈交锋时，也令我产生过几乎想对现实妥协的念头，但心底那个意志坚定的小人儿总能将我拉回自我设定的道德底线之内，将我远远驱逐出人群，回到孤独的角落重新审视自我。 一次又一次，我不知究竟是什么力量将我按坐在写字台前，对着一张白纸喃喃诉说。这种强大的力量来自心灵深处还是出自灵魂的本能，我无法说清。仿佛书桌前存在一个巨大的磁场，一个无形的黑洞，它们向我发出召唤，引诱我靠近，踏入。那里激情与现实碰撞的快感和一脚踩空的危险并存，诱惑无处不在，仿佛一切早已注定又充满神谕。我绝望过，但无法抗拒。这种对写作的较真呼应了我对生活的认真，相对那种将生活和写作视作玩儿的态度，我只能远远羡慕。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自己永远潇洒不起来。而我从未将此视作矫情。就像我对爱情，永远也无法做到用荷尔蒙和力比多去爱，而只能用心智与生命。也许这种凡事投入甚至玩命的态度将伴随我一生。 多年来，隐逸自省的写作生活带给我一种内在的充满与安宁，我庆幸自己目前仍能时时体验到这种心灵放纵的奇妙，其间的快乐与幸福远非世俗生活可比拟。虽然作为一个妻子与母亲，我也常感受到真实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喜悦与温情，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依恋其中的一面，对另一面却是刻骨铭心的执着。写作作为我生活空间的延伸，只有出发，永无抵达的可能。今夜，当黑色的墨汁落在洁白的宣纸上并缓缓渗透，我体内新鲜的思想如同海面的橙黄色月光悄然升起，它们如同诗歌本身一样轻盈地向上飘着，直到到达应该到达的位置。这样的夜晚，一个人是幸福地生还是幸福地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身体的无所归依与思想的无着无落正在互相重合，这种境界，我称之为生死两忘。 2009-7-2 《“心远地自偏”》 从地理位置上看，厦门这样一个不温不火闲散雅适的城市，对于我这样一个渴望并满足于平静而质朴内心生活的人，应该是妥当的。但在大部分朋友们看来，我这个自我流放到稿纸上的人，又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他们务实，为的是在这个城市有一方安身立命之所，而我务虚，为的是给灵魂安置一个坚实的家。在书中安家，这看似一种痴人的理想，其实是一种简陋的现实，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多年来我之所以执着于此并视作为一种心灵的操守和坚持，是因为我始终认为：让灵魂回到书本里是另一种生活的居住，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活。这种隐秘而个人化的理想冲淡和平衡了艰难的现实，在这种理想下，一切的苦将不再是苦，所有的坎都能够迈过。人们常说，，精神的历险才是最高的历险，一个在书本中经历过死亡的历险，从窒息中重获生命的心灵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在这个浮躁琐碎的经济物欲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始终坚守纯正的人文精神并贯穿于自己的写作？我始终认为思想与写作应该有属于它自己更坦然的方位以及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因此这个南方的海滨小城一直被视作我思想中的一块精神高地，物质的丰盈只是思想向上的阶梯，更骄傲的心，永远在更高处，谁也无法看见。 2009-7-23 《碎言碎语》 每晚，窗外广场歌舞升平的生活似乎来自另一个星球，这为地球上的我在某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下，去一张白纸上体验和追寻危险、诱人却惊心动魄的生活提供了理由。纸上的生活剔除了现实的单调贫乏，在无数夜晚带给我莫名的惊诧和感动。当月亮深深没入云层，头顶星群的闪烁如此高远莫测，我对广袤星空的敬畏来自于对未知世界的无法确认，那远在天边又无法把握的一切令人着迷。此刻星星们迟疑的闪烁像是发出某种召唤，某种邀请，一种孤悬的漂泊感油然而生，我乐此不疲沉醉其中。当笔在纸上马不停蹄地赶路，我确信纸的疼痛充满甜蜜。在芬芳的墨汁中，我听见小草的呼吸，树叶的呼吸，大海与群山的呼吸，这触手可及又充满神谕的种种，将心底的暗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后终于获得彻底地平息。 我珍视诗歌中不妥协的精神，也看重其中大气，尖锐，变化无穷的诗歌品质。折服于诗歌中特技式的俯冲，悬浮，上升。我心仪于在浪涛中翻滚，在火焰里飞翔的状态。当我们在写作中隐身于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同时也洞悉了它其中毁灭性的可能的美。在方式上，我愿选择那种用话语的险境打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擦亮词语本身的同时擦亮生活的写作。它与那种被雷电击中过、穿透过、照亮过的写作同样令我惊喜，值得期待。 对一个诗人而言，自由只有落实到文字里才是有效可靠的。真正的自由其实只能是文字里的自由。诗歌不能成为诗人放纵自我的借口。任何藉诗歌之名践踏公共道德，漠视社会行为规范之举都与真正的自由无关，而只会让诗歌蒙羞。换言之，诗歌的自由和尊严需要建立在一个有高度的灵魂上。 希腊当代诗人埃利蒂斯“手捧着太阳而不致被其灼伤”的隐喻与如何保持激情与理智的平衡（亦即激情的节制）需要同样的智慧。而如何找到水与蒸汽之间的临界点，找到那个精确的沸点，则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技艺。 我愿如此理解：诗歌作为一掬命中的清泉，恰到好处地浸润了我们某种内在的渴。是诗歌使我们“躯壳在人世间负重奔忙，而灵魂在天上飞”的理想成为可能。 2009-9-1 《碎言碎语》 对一个诗歌读者来说，诗歌语言的历险性，在于它的从不准备满足任何既定的阅读期待。在于它以必要的难度邀请我们一读再读，在无知无觉的迷宫冒险过程中跟随词语的飞行器转弯、转折、俯冲与超越，翻跟斗，踩钢丝，在电闪雷鸣中迷失，在被反复击中照亮中返回，并且试图再次进入，如此反复…… 在诗的两个维度（敞开或隐匿）之间，我倾向于类似某种透明的隔绝，幽闭的开放，在内于外、打开与关上，左右冲突中寻找平衡。对那种活在眩晕和幻觉之间，活在可能与不可能的悖论之间，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借助自身对痛苦的认知，对个体生命的内省，从而展示人类生存困境的写作葆有浓厚兴趣。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反对向上飞翔式的轻盈唯美，但它尚不能成为我写作之主体基石。写作如果缺乏向下沉沦式地挖掘，缺乏对人性复杂性、生存艰险性的洞察剖析，则好比一个貌似竣工的建筑，亭榭楼阁假山流水均已具备，但格局凌乱，章法全无。 关于诗与时间，我愿如此理解――诗歌在永恒的时空隧道中比历史本身活的更长久。文本不仅作为后来者研究诗人生存状态的有力证据，更是诗人现世思想行为的内在依据和尺度，对于当下它一直在参与，在介入，不可复制。它永远比所谓的历史真相可靠。 作为挖掘者形象的诗人，其功能与使命永远在于貌似干涸之处发现水源，并因自身从未泯灭的内在渴意，永不放弃对活水源头的追寻。 如果确实存在好诗与坏诗一说（事实上这样的界限与底线一直存在），它从来与诗人对人性和历史的复杂性把握能力有关。也在乎诗人的语言姿态及表达能力。但最终取决于诗人与诗人之间人格的较量。 好诗永远是流动的河，无焦点，无需起承转合，以自身之流动推动一切逻辑标准界限之河床，破坏颠覆水面浮标，在某个急转直下处抵达自身的纵深圆满。丰盛，饱满，不确定，模棱两可，打破常规，理性和秩序，初识如幽幽火苗，暗淡而扑朔迷离，再识如熊熊烈焰，明亮而决绝，这是诗。 2009－9－19 | 
发表于 2009-11-8 10:31:26
发表于 2009-12-19 10:5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