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诗笔记】第二篇：《诗人与刊物》

李衔夏

《诗人与刊物》
文/李衔夏
    诗人绝不是刊物加冕的。因为在有诗歌刊物之前诗人已经诞生了几千年。诗歌的诞生就是诗人的诞生。甚至说，诗意诞生于胸际，诗人便已诞生。诗歌刊物的本质是：诗歌交流的文本平台。其中，官刊和民刊分别体现着统治意识和反统治意识的传播。
    官刊、民刊的分野是诗歌界的特色。小说、散文等体裁是极少有民刊的，即便有人想办，也无法坚持下去。究其原因很简单，就是诗歌文体的特点：诗歌的写作比小说、散文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较少，一首短诗最快几分钟就可以写就，对于一般人来说，珍惜程度也就比不上小说、散文。因此，诗人写出诗作之后，官刊、民刊都愿意去投，民刊由此有了生存空间。小说、散文则不然，作者宁可暂时不发表，也愿意等待官刊的某双慧眼会在某天看上自己的作品。21世纪初，网络在中国普及，诗歌论坛风生水起，其实就是“民刊”的虚拟化。一个有水平且有远见的小说作者，在官刊发表自己小说之前，是不会把这篇小说发布到网络上的（仅限纯文学领域）。官刊的优势是：有稿费、能被主流文坛认可、能作为被承认的合法凭据。

    在外国，民刊很普遍。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前都有民办刊物了，那时候也有诗歌类民刊，但更多是救国救民类的思想性民刊。新中国建立后，民刊一度绝迹。个别优秀的被转成了官刊。但是，在民间，依然有一些地下刊物在流传。地下刊物跟民刊有一个区别，就是民刊是可以“见天日”的。文革结束后，诗歌刊物之火复燃了，官刊（文革时全国只有一家文学刊物：《解放军文艺》）、民刊都是。由此，官刊、民刊的话语权博弈正式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复刊的官刊只有《诗刊》、《星星》两家，而全国的青年都顺应潮流解放思想，大批大批投入到诗歌创作的洪流中，两家官刊有限的版面根本无法满足海量诗人诗歌的需求。于是，民刊承担起泄洪的重担，在特定时期对全国文艺青年的思想宣泄起到极大的作用。这也就是诗歌民刊为什么能被“默认”存在的原因。今时今日已经有许多民刊相当的牛气，但如果它们不知道这一点，那是很危险的。好比现在的人们总是觉得“凤凰卫视”、“南方报系”很前卫、很先锋、很有骨气……其实，大家没看到背后那只手，没有官方的默许与探索，它们不可能存在。
    正如四川多诗人是因为《星星》在成都，民刊之所以能成气候，少不了《诗刊》王燕生等编辑的包容性眼光。上世纪80年代的《诗刊》编辑比较关注民刊，诸如《今天》、《他们》的崛起都离不开《诗刊》编辑们的直接选稿，更离不开青春诗会的助推。后来，许多民刊领袖都遮蔽了这一关键问题，如果这种沉默就是被后来民刊拥趸们视为的骨气，那么不免也是一种带有功利心的误人子弟的“骨气”。
    官刊、民刊之争的核心是话语权，就跟地方卫视与中央电视台的针锋相对是一样的。目标就是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获取更大的利益。21世纪还加入了网络诗坛的竞争。其实这些只是假象，结局只有一个。长远看，官刊必是最持久的，主要有三：1，资源充足；2，唯一被承认的“合法”发表途径；3，编辑再差也是经过挑选并系统培训过的（很多人说官刊的编辑水平差、态度差，我接触的不少民刊编辑也没好到哪里去，相对来说，还是受过培训并以此为职业的编辑要好些）。官刊更多的是包容性（有时包容得近傻，许多骂过它们的人只要作品合适都照发）。民刊走的是趣味相投（诗写得好不一定能发，共同理念为先）。
    多少诗人乐于卷进这场战役之中，占领阵地（刊物成了阵地），各自为战。很多人成功，更多人失败，硝烟四起。这些人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写出好诗才是正道。许多因战役而成名的诗人他们自己都以为是战役本身帮助了他们，其实，更重要的，是战役过程中他们写出了好诗。刊物只是一个助推的作用，真正的本质是好作品。“如果你是李白，神也无法阻挡你。”
    在官刊、民刊、网络诗坛三者中，网络诗坛干不过民刊（对于诗人来说，拿在手里的纸刊终究比网络虚拟的文字来得实在），所以网络诗坛纷纷投入民刊的创办潮流中。民刊又干不过官刊（影响力、持续力），所以民刊的领袖、作者也依存甚至靠拢于官刊。而官刊的包容性也体现了作品质量是第一标准。由此，到达金字塔最高端，还是回到作品水平上面。当明白这一点，一切障眼法都是浮云。

    对于年轻诗人来说，刊物总是神秘而高高在上的，它们决定着许多文艺青年的文学前途。其实，一点也不。刚才提到了：只要作品好，不愁无处发。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对编辑这个行当并不了解。对于民刊来说，没有好作品，没有好诗人持续地供稿，它们就没有生存的意义、没有发展的机会。对于官刊，则具体体现到编辑身上。一般来说，官刊都是三审制。第一层是编辑，负责选稿或约稿；第二层是编审和副主编，负责审稿与筛选；第三层是主编，终审定稿。编辑提供的稿件是不一定能发表的，但他们的前途决定于责编的作品，如果自己推荐的稿件长期不能发表，就无法混下去了。这也决定了他们必须要用足眼力，看准作品，挖掘金子。而一个作者水平很高，他的作品通过某位编辑的手发表并获得奖项，编辑是与之共荣的，许多奖项甚至是作者与编辑均有奖金。编辑能否升到编审、副主编、主编，他们责编作品的质量是重要的凭据。如果明白到这一点，大家面对编辑也就无需仰望了。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当然，不仰望不代表要蔑视。编辑毕竟在圈子里阅历丰富，资历深厚，他们的意见往往能给作者们带来光明。即便水平彼此相当，甚至作者自以为更高些，也至少应该保持待人的最基本的礼貌。
    当揭开诗歌刊物的神秘面纱，我们会产生疑问：既然刊物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就没必要投稿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要回到刊物的本质：诗歌交流的文本平台。我们要多向刊物投稿，争取发表，才能获得交流平台的资源，让更多的同行知道自己，达到各种交流的目标，以好为学，以劣为鉴，更快更高地提升自己。闭门造车终究只能是孤芳自赏、自以为是。必须认识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才能更臻诗之至境。
    还有是作为诗人的责任，给诗歌刊物供稿，让它们有好作品，生存、发展下去……以及，让自己的好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开阔大家的眼界，提升大家的水平——这当然是更高意义的期许了。

    总之，诗歌与刊物并非存在必然关联，但关联却是一件好事，好比人之存在是无意义的，但人活着是有价值的。要是推到广义的层面，诗歌刊物可以是一堵墙、一个手抄本……如果说，诗歌在我们心中时，它已经写在了稿纸上，那么，我们把它朗诵出来，跟诗友们口头或书面交流，其实也是一种“刊物的发表”——
    韩东说过：“在读诗的人眼里，诗歌已经死了；在写诗的人心中，诗歌还活着。”这确实是对当今诗坛一针见血的分析。诗坛要良好地发展，必须有一批好的读者作为基础。如果说在今天，读诗的基本都是写诗的人，那么写诗者自身的阅读水平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我期待的是一种更包容、更理性的阅读。“更包容”体现为突破个人的理念限制，唯好诗是论，而不是排除理论的他者，要明白“任何人的诗观都不是诗的全部，每一种诗观、流派都能产生好诗歌、好诗人”我们每个人对诗歌的看法都只是冰山一角，不要妄图一叶障目，自知之明才能让我们看得更远，发现更多的美……“更理性”则体现为不以刊物的发表成绩来看待一个诗人的水平，来衡量他的诗，就像莫言说的“要把伟大的作品踩在脚下阅读”，也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以一位诗人的诗歌文本作为最重要依归，阅读、定位、评价这位诗人。
  当这种阅读被普及起来，闪耀的大师才更容易横空出世，下一个诗歌盛世王朝才能更早到来——


威尼斯人：wns185.com首存赠送58元卐足球卐真_人卐各类彩票齐全卐提现即时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