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吴汝纶教育创新思想理念

夫子

                                                                      浅述吴汝纶教育创新思想理念
                                                                                         文/夫子
       吴汝纶，清代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也是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其治学之道，由训古以通文辞，于古今中外，唯是之求。上至群经子史，周秦典籍，下逮唐宋及乡先贤方苞、刘大魁、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究其委。对于经史用力评点校勘。他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学，以为“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人相抵”。吴汝纶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了名校桐城中学。
      作为一代文人学者，吴汝纶“道高学博而有文章，尤以经世济变为亟”。一生关注教育事业，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抨击；重视西学，并能积极地进行教育交流活动。在他的教育思想中，非常关注教育创新理念探求，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教育先驱和实践家，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笔者不揣浅陋，对吴汝纶教育思想中具有创新意识理念，作如下浅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致力教育改革 呼吁大兴西学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船坚炮利，侵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被打开，中华民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广大民众饱尝被欺压、被奴役之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另一方面，许多有识之士，奔走呼号，献计献策，抵御侵略，反抗压迫，奏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强音。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有一大批有识之士，以救国、兴国为己任，在黑暗中探索，寻找救国济民之道，清醒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兴办洋务，主张变法，开展了一系列求生存、求自强、求发展、求进步的实践，其间教育变革创新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围绕着“中学、西学”这一主题，思想领域的辩争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都给清末民初的教育思想带来了震撼，产生了裂变。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程，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也是吴汝纶等一批仁人志士长期探究的结果，它烙上了时代发展的印记。
      吴汝纶认为中国之落后，是由于墨守陈规，死守旧法，抱残守缺，深感“吾国旧学，实不敷用”。吴汝纶向世人疾呼：“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窃谓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国无西学，不足自立”，“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他认为“欲救世变，必先讲求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淬厉发扬，以备缓急一旦之用”。吴汝纶作为一位沿着科举之路拾级而上的封建官僚，却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西学”，谋求“教育救国”，这让他这个“桐城派”文学大师，更显独树一帜、高人一筹。好友严复赞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
      作为一位关注社会的教育家，吴汝纶一直重视并热衷于教育事业，他在深州任职时，发现那里的学田被豪强侵占，教育经费无着。他不畏权势，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3 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致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深州任职期满后他改任冀州知州，仍然锐意兴学。因此，深、冀两州教育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
      吴汝纶性情淡泊，不愿长期做官，而热心教育事业。1889年他辞知州职，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过教益。当时“至于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以为东方一人也。”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他认为：“开学堂以西学为主，所以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因此，他在任莲池书院院长时，首创东、西两学堂，聘英国、日本教师授课，引导学生学习欧美、日本等国的科学知识，为社会培养出一批“发明成业，卓然能树者”的可用之才。
      吴汝纶极力倡导“西学”的思想，并对中西学问的博求和为人师表，他一度成为众多学子敬仰的导师，给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力主废除科举 锐意创办学校
         1894年甲午中日一战,“天朝上国”败给了自己的学生“蕞尔岛国”。大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一次，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当年康有为痛定思痛的写道：“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兵器能胜我也，乃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事实上，晚清落后的国民教育与封建文化正在使整个社会蒙蔽于混沌之中；国民教育日渐落伍于世界大势所造就的基本国民素质、文化水平、精神状态正是甲午战败的灾难之源。遭遇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的贫穷落后起源于人才的极度匮乏。吴汝纶认为，中国社会人才的缺失在于教育的旧式书院，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症结，只有废止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绵亘至今的科举制度窒息了人才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他大声疾呼：“此次大创之后，朝政不改，国必亡；士学不改，种必灭。”他认为“以文取士为下策”，“科举所取，舍文字更无他策”，因而“必去文字，莫如废科举而专取之学校。”“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他力陈不废科举的危害，他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学校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这时，吴汝纶已经形成了废除科举，兴学堂，以培养、选拔人才的思想。
       吴汝纶之所以能在那个时期提出废除科举的主张，基于他对科举制度给中国社会危害的深刻认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已经形成了足以与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人才选拔、培养观念相抗衡，并且最终战胜传统观念的新观念，即熔中西为一冶的人才观、合东西国学问于一体的知识观和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的普及教育观，这些新观念是其坚定不移主张废除科举的思想基础。同时，吴汝纶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去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主张“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选拔“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学律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的人才。这一建议受到清廷的重视。
       吴汝纶极力倡导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是有一定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基础的。也正是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与追求，他自从任知州开始就潜心教育事业，其目的就是想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他曾明确指出：“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即使他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仍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鼎力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他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终望鼎力主持。”事实证明,吴汝纶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一贯坚持“科举与学校并行”的张之洞、袁世凯之流也只能认输，几乎照抄吴汝纶的论断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及第之人，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相率观望，私立绝少”，请旨“立罢科举”。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终于废止。当时朝野内外知名人士和所谓的现代学者中，除吴汝纶外，无人发表过“径废科举”的议论，大多是“科举与学校并存论”者。对于吴汝纶的“学贯中西”，曾协助他创办桐城学堂的日本人早川新次高度评价吴汝纶为“方今东方儒林中最有开化之思想者。”
吴汝纶不仅力主废科举，兴学校，他还亲自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这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一次实践，也是在清末实施教育新政的大潮之下顺势而生的新型学堂。
         1902年，时年六十三岁高龄的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学制结束后，他委派门生将汇报文稿送往北京管学大臣处，自己则偕同为桐城学堂所聘日籍教师早川新次，迳往安庆，着手筹办桐城学堂。在筹办桐城学堂的过程中，吴汝纶为筹集经费、商借校舍，他逐一拜访各级官员，调动一切力量支持办学，事事亲力亲为，呕心沥血。他亲自撰写了《学堂招考说帖》，热切鼓励县内学子：“倘蹶然奋起，不甘为人奴隶，请自今日来考学堂为始，入学之后，稍窥新学藩篱，即保全人种之心，必日加甚，非学至与外国竞胜不止。”以及他为桐城学堂所制订的《本学堂学规》。他依据人才培养目标拟定课程体系及聘定授课教师。他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办学文稿，这些文稿凝结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想理念，真实地传递出他实践“读西书，识西国深处”于中土的心声。他在痛陈旧学弊端、力倡进化论思想、深忧国家危亡的同时，道出了吴汝纶把振兴教育、振兴国家之希望寄托于创办新式学堂以培植人才的强烈愿望。吴汝纶为筹办桐城学堂所付出的艰辛和苦心，是他为我国创建近代教育事业所作的最后贡献，他以家乡兴学为己任的拳拳桑梓之情，及高瞻远瞩之识见，俱历历可见。
      吴汝纶于1903年2月9日，因积劳成疾，于桐城学堂开学典礼的前夕去世。“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如今，吴汝纶亲笔书写的楹联“后十百年人材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联“勉成国器”仍高悬于桐城中学的校门。
      桐城学堂的创办过程，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教育思想，无论是对吴汝纶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是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以至于对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中国走向世界过程的研究都很有意义。
                                                                  三、引入管理机制 创新思想理念
      1902年，当清政府的变法政策转变之际，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遭到吴汝纶的拒绝。同年2月13日，张百熙强行上奏，推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日上奏获得裁可。张百熙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百熙具衣冠拜之，”竟亲自向吴汝纶低头跪拜恳请。吴汝纶正是在既有政府命令、又顾及人际交情的情景中才承诺就任总教习职的。同年6月，吴汝纶以六十三岁高龄主动请缨：东渡日本，考察学制。
     吴汝纶此次出访日本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对学校制度的视察和调查，以图引入教育体制、思想理念的新型机制。因此，他一方面，除访问参观学校以外，他还历访跟学校有关的官厅，如文部省、外务省、参谋本部等。其内容均是有关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学法、学校设备、日本学校沿革等。
在日本，吴汝纶殚精竭虑，投入到考察活动中。他参观了小学、中学、大学、师范以及其他各种职业学校和文书院等；拜访了日本文部大臣、明治维新时的文部长官及其他的教育界元老和著名专家多人；到日本文部省听取了特为他们组织的系列教育讲座十九次。吴汝纶认真了解到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方如何依据自己国情借鉴欧美教育经验并加以发展的历程，详细记录了文部的听讲，深入考察了从课程设置到校舍构建、从课堂教堂到社会实践、从教学经费来源到职工薪俸发放、从学生餐厅到学生宿舍等。
      吴汝纶在异常紧张繁忙的100余天考察结束回国之前，将其心血凝集成了一本长达十余万字的汇报文稿，题为《东游丛录》。这部《东游丛录》内容丰富，包括文部听讲、游览日记、各学校所赠图表、教育家谈录、学士大夫时惠书札，这几乎是记载日本教育的“百科全书”。该书全面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材料，并为以后学制制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在《东游丛录》中，吴汝纶对于中国国民教育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创新，以及他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建议：
      第一，更新大、中、小学校学制与运行机制。他通过考察以及结合中国实际的思考，认为中国教育发展应分两步走，首先是举办专业教育，“以造就办事人材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政治、法律之外，则矿山、铁道、税务、邮政数事为最急。其次则为义务教育，即小学校所以教育全国男女者是也。致文化渐进，再立中学校。”吴汝纶设想：小学六年，前四年浅，后二年略深；中学应定为三学年，如此则“学徒六岁入学，至十六岁，似普通之学已足用也”。可以直接考入大学，不必再经“高等学”。中学应学英语。可以另设外语专门学校教其他国家文字。
吴汝纶还向张百熙提出了关于课程结构的看法：“欲教育之得实效，非大减功课不可。减课之法，于西学则宜重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文从缓；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文又次之。”从中可以看出，他所设计的课程结构，主要立足于救亡图存所需人才的知识结构，
      第二，开创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培养各科专业教师。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转型期，教育创新的实现依赖于实施创新计划的主体——教师。日户胜郎在给吴汝纶的信中写道：“清国教育下手之第一者，莫急于先兴师范学校，以造就各省小学校国民教育之教员。”吴汝纶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并一直致力于教师选任与培养活动。他认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创新，教师是灵魂。中国应开设“高等师范学校养成中学校、女子高等学校、师范学校之教员。有预科、有本科；预科1年，本科3年，研究生1年、2年不定。”他还系统地介绍了课程设置。
       第三，正确认识德、智、体育三者地位及关系。吴汝纶认为，“伊藤来谈教育之法，谓有德育、智育、体育，今中国志在智育，似未善，无德育则乱，无体育则弱，吾谓‘智开然后知德教’。”尽管伊藤认为智育占据主导位置，但吴汝纶还是很重视德育。
      第四，统一语言，提倡“省笔字”(拼音字母) 。统一“京城声口”。他认为“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有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他要求小学设“国语”课。他是中国第一位正式向最高教育当局建议推广拼音字母、普通话的教育家。
       第五，坚持“旧学不可废”。吴汝纶一方面承认中国旧学有着许多缺点，但仍坚持“旧学不可废”。他认为：“六经传记所遗留之伦理学，实立国不刊之典”；“周孔遗泽历久长新……此亦我国独立千载之原因”；周孔的精神“永存于简册间，不可得废毁”。学习和借鉴各国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不仅起到沟通各国优秀文化的桥梁作用，更重要的是成为弘扬和宣传中国教育发展及教育思想理念的窗口和渠道。
       吴汝纶通过日本教育视察比较详尽地了解到日本近代教育的实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有关信息传达给中国人，其呕心沥血撰写而成的《东游丛录》对20世纪初中国最早的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产生了直接影响，有关学者高度评价道：“对《壬寅学制》以及《癸卯学制》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应该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现，并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顺应并推动了历史潮流前进的步伐。吴汝纶教育思想理念是我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中闪光的一页，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提出废科举、育人才、倡西学等真知灼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今天我们来探讨吴汝纶教育思想理念的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时国情、国势的认识，进一步把握吴汝纶教育思想理念的脉络，阐明他的进步性，而且有助于全面认识吴汝纶的历史贡献和作用以及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在今天的巨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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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尔

拜读学习，现在考试是一回事，用人是一回事，连科举都不如呢，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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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草

问好夫子，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好久没来了，今天看到你的文章很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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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露有你

现在教育与社会的脱节太严重,不过,看看夫子兄这篇文章,收获颇多,感慨亦多,真如莞尔说的:现在考试是一回事，用人是一回事，连科举都不如呢，唉!
国之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为流氓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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