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遥驳斥诗坛谬论 (三) 作者 逍遥楼主
或曰:诗词创作要贴近时代脉搏。 驳曰:此论于诗词创作危害最甚!诚如是,庶几无诗矣。 吾观中国之当代文学史,窃以为,迄今为止,创作之实践活动,就其总体而言,已呈败象,甚而愈行则败象愈显。而之所以造成此一重大败局,皆因人为强调贴近时代,把紧时代脉搏之故。 胡风早有不刊之论。他告戒不能动不动便去写英雄人物。女非英雄,无英雄之情怀,无其生活体验,必欲写,乃是捏造英雄,满纸假大空,止可欺骗幼龄学子、懵懂孩童而已。 诗人聂甘弩亦不乏先见之明。六十年代之初,聂公已有言:曹禺建国前剧本每作必成,功勋卓著。建国之后每作必“砸”,一无建树。无他,皆因其后期之作受“贴近”论之误导,未具真情也。惜斯公人微言轻,此见未能上达天听,挽狂澜于既倒。亦未能传闻于曹公之耳,致其七十年代末期之作,仍未能跳出政治窠臼,而成功无望,甚而致死未有象样之作。悲乎哉?悲矣! “曹禺现象”乃中国当代文坛之普遍现象,此一悲剧之导演,便是“贴近”论者。 所幸者,当朝未重诗词,未将此“文人末技”纳入正规文学之范畴,此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众多版本均未予诗词以尺寸之地,足以看出端倪。祸焉?福焉?祸兮福所倚也。但诗人若是自己要蹈此覆辙,则无异于自寻死路。而今当路诸公,不遗余力倡导此论,实乃误人之举,欲陷当代诗人于绝境而后快,罪莫大焉。 诗人之心,医者之心也。而诗人非医者也。诗人无医者之技,何具“把脉”之能?“把脉”者,政治家也。政治家不“把脉”,则政治家前途堪虞,虽死而不明己之死因;诗人若欲“把脉”,则诗人前程无望,虽不死亦行尸走肉,断不能有所作为。 即不论诗人能否把准时代之“脉搏”,能者如何?把脉者,欲开治病之方也。言诗人欲把时代之脉,乃言诗人欲开济世之方,谬哉!诗人揭时代“疮疤”则可也,诗人开济世之良方,疗时代之痼疾,非不可也,乃不能也。 吾之心得,诗词创作轻易不涉政治、时势之题材。涉则必欲反复压抑创作之欲望,至按捺不住,势欲喷薄而出时,方可付诸笔端。厚积而薄发,此为文者千古不变之信条。此亦不独言文字之锤炼,亦深言情绪之酝酿也。 诗人非政治家也,故于政治时事多有不察,亦乏政治家之襟怀,欲以诗词创作而涉政治时事,多有不能者。能者不为,而强为不能者,吾未见其智,亦未见其功也。
吾之《七律·闲词》云:“饮酒吟诗我自欢,油盐柴米赖妻贤。粗粮聊供身躯饱,小菜惟求味道鲜。户外虽无插足地,家中犹有买书钱。秋冬春夏悠悠过,又是一年风月闲。”盖以诗人闲适、惬意之生活与夫明朗、乐观之心境,折射出社会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之景象,亦不乏“歌德”之意,何须借“小康社会”、“太平盛世”以至“经济发展”、“安居乐业”等烂熟、俗套之语说事? 吾之《七绝·新装电话,与父母兄弟喜诉亲情》云:“惜年父子两心悬,此日亲情一线牵。万语千言慈母瞩,叮呤不止劝加餐。”未有只言片语说及改革开放、经济繁荣,而以新装电话,家人两地互诉亲情此等小事着眼,揭示民众生活改善之事实,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诗之境界自出,诗人主旨自明,又何须仰仗诸多生硬概念、政治话语? 诗人止以形象说话,不以口号、概念说话,尤未可图解政治,作政治之传声筒。 诗人者,于此事不可不察也。 两首拙作亦可见时代气息,但并非把了“时代脉搏”。要说“把脉”也未尝不可,而我把的是自己的“脉”,而不是他人的“脉”,更不是时代的“脉”。诗人只要能把住自己的脉,知道自己处于何种情状,意欲何为,便好。从个人内心体验出发,发而为诗,纵不能赋就雄篇巨制,亦可见真性情,真怀抱也,断无不能感人之理。 而欲把“时代脉搏”者,必致紧步政治时事之后尘,亦步亦趋,而所见有限,所识未深,岂有心得可言?又岂能外化于形象?于是乎,只好借概念说话,以种种文字符号图解政治,熟语套话一大堆,千人一面,语极空滑,情极虚伪,另人憎恶,不忍卒读也。 或曰:众人趋之若骛、万人空巷之盛事,与夫福泽千秋、解民倒悬之功绩,诗人不舞之蹈之,咏之叹之,留下些须墨迹,岂非平生憾事?肖遥曰:遗憾之至。然憾则憾矣,女情未为之所动,力亦有所不及,为之奈何?宁存憾恨,不为蛇足,不亦足证诗人端正之姿态、严谨之诗风乎? “贴近时代”论者,可以休矣!诗人务须放胆宣称:状外在于心、外在于情之丰功伟绩,吾不屑也。任何宏大之时事、政治事项与夫历史功绩,若未进入诗人之感情世界,未引发诗人之思想共鸣,赋之何益?既未能感动自己,必不能感动他人,不过是文化垃圾而已。肖遥不欲诗人误入歧途,而为垃圾制造者,故作此离经叛道之言。至若未合时宜,不中规矩,而致千夫所指,万世之伐,吾不辞也。听与不听,亦悉听诗人尊便。(本文摘自拙作《逍遥楼诗词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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