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今韵·方言 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原文如下: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刻暮云愁,霹雳一声雷动。 按词谱,《西江月》应以同一韵部的平仄相叶。头、留、仇、愁均为“尤”部平声,上下片的末一字应以“有”或“宥”部的仄韵相叶才是。而“进”字属“震”部,“动”字属“董”部,都出韵了。 1936年,毛泽东又写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按词谱,上下片各三平韵。但这里的六个韵脚(城、新、人、兵、东、军)虽都是平韵,却不同韵部。 诗人公木在《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中解释时说,这是用的方言相叶,是一种变格。我不懂湖南方言,不知湖南如何读音。估计公木说的不错。(有朋友说,湖南人说“东”,发音近似Dēng(灯),这不就和“庚”韵联姻了?)但这就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目前诗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今人写古诗词是用古韵还是今韵为是?若能用今韵,是必须以普通话为标准,还是可以用各地的方言呢? 音韵的基础是语音,通俗地说,就是人们说话的音调。自古以来,我神州大地的语音发生了多少变化,多大变化,其间有怎样的差异,恐怕谁也难说清楚。拿现今的北京来说,地道的北京话和标准的普通话,就不能划等号,更不说无以数计的各地方言了。推行了许多年的普通话,至今也没能完全占领舞台和屏幕,赵本山、宋丹丹的东北腔小品,不是还有广大的市场么!其他的一些影视作品中,上海腔、四川腔等等,不是也在紧锣密鼓地施展其特有的地方风味么! 写诗做文章,要面向广大的读者群,要让大家都喜欢读,读得懂。因此说,规范语言文字,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规范语言文字,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说“很大程度”而不强调“全部”,就是因为,某些文艺作品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突出典型性格,采用了一些个性化的语言,确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但诗词用语是不是也可以如此“个性化”,没见有何研究定论。诗词的艺术感染力,是和作品的风格、形式、韵律等等都密不可分。古诗词对韵律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成了科举考试必须遵守的规范,那是不能随意更改,不可自行逾越的。 然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人们的语音不完全相同,而且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有些字,在各种韵书中就有不同的位置。试以“殷”字为例:《平水韵》、《广韵》、《集韵》等都收入,因含义不同、读音也不同,或读yīn(因),或读yān(烟),或读yàn(咽),或读yǐn(隠),分别放到了“文”部、“山”部、“删”部、“真”部、和“吻”部。这就是说,按照韵书(包括“钦定”的官方文本)的要求,用这个字写诗作词的时候,必须语音、词意、韵部都匹配得当,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因时因地制宜,否则就是不合格。 如上所说,从隋代最初出现的《切韵》,到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集韵》、《平水韵》直至后来的《中原音韵》、《佩文诗韵》、《词林正韵》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即使是宋代以来被视为我国传统诗歌最权威的用韵标准《平水韵》,也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世界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生活样式、意识形态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怎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模式?有专家指出:我们现在把《平水韵》当作“古韵”,但对《切韵》来说,《平水韵》也是当时的“今韵”,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之前的“古韵”作了适应性修订而成的。还有专家考证说,用《广韵》来读《诗经》、《易经》、《楚辞》,韵律也都不通。如同今人用现代汉语来读古诗词,要是不懂入声,许多地方一样的不对路。 以毛泽东写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为例: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词是叶入声韵(《平水韵》的入声“药”部)。第二句的韵脚“缚”应读bó,类同“搏”,这才和恶、角、略、鄂、落等同韵。但现代汉语已经取消了入声字,“缚”化为去声字了,读fù。用现代汉语的读音朗诵这首词,就拗口了。我们的电视台居然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朗诵这首词也把“缚”读作fù,可能他没觉得拗口,但听众听起来却十分的别扭。 再看另一首广为传诵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首词也是叶入声韵。其中“迫”和“易”、“夕”同属“陌”部,应读bì。必须按此读音朗诵才押韵。现在没有了入声字,“迫”字在现代汉语中读pò。用现代汉语的读音朗诵这首词,就不合徹押韵了。 由此看来,中华诗词学会的专家们提出的“倡今知古,双轨并行;今不妨古,宽不碍严”是很有创意,富有时代特色,很值得重视的。我们阅读古诗词,如果不懂古音韵,有时就会碰到拦路虎,读不通顺。反过来说,如果要求今人写诗也必须用古韵,就等于自己为自己设置路障,不利于诗苑的繁荣和发展。 上面这首《蝶恋花》中的“曲”字,读如qǔ,《平水韵》中列在入声“沃”部,也是不能和“药”部同叶的。但据朋友说,有些地方的方言中,“曲”的读音近似què(却),这就成为“药”部的亲家了。 于是又回到了能否以方言入韵的争论问题。有人认为是可以的。理由很简单:既然古韵中大量的入声字都入韵,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素,现代方言中的入声字为什么不可以入韵呢? 中华诗词学会在研究制订《中华新韵》时可没有支持这种观点。所持道理也很简单:地方方言太多了,没法兼收并蓄;历代的韵书也都是以当时的“官话”为基础,没有方言的因素。 毛泽东写《西江月》、《临江仙》的时候,还没有方言问题的辩论,他是走在前面,作了大胆的尝试。但今后会不会以此为契机,方言入韵能合法化呢?目前还很难预料。 但有一点必须肯定:要能繁荣创作,必须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创新。包括格律的创新。唐宋名家就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才有了诗坛、词坛的光辉成就。他们的思想十分解放,并没有受什么“清规戒律”的约束。当时出自名家的一些优秀的“自度曲”,流传开来,也就成了新的词牌;有了新的词牌,还可以出现若干的“变格”。创作就是这样繁荣起来的。 清代曾有人提倡过“通变”,也就是创新,但终究未见效应,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敢于“标新立异”的“勇士”吧!当代诗词大家赵朴初曾经发表过几首自度曲,一曰《凯歌还》,一曰《永难忘》,一曰《乐新春》,一曰《冰轮引》,也仅仅是“自度”而已,没见有多大的反映。看样子,还是守旧容易创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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