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鸣砂火:王琦兄好,非常高兴和薛梅教授一起主持你的诗歌在线研讨!对于承德,我比较陌生了,好在早段时间读了薛梅教授著的《承德诗歌简论》,才对她有一些了解。随之,对她有了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这缘于在读书时就读过诗人郭小川的诗,而他正是承德新诗的“奠基人”,同时也产生了敬重之情,因为她有一段“在中国当代史上曾轰动过,辉煌过”的历史,以及现在有很多优秀诗人。“环境创造一切。是环境造就了朦胧派,是环境让诗歌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是环境曾让人们的思想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的老茧”(《王琦诗选——后记》)。而你身处在这样“曾轰动过,辉煌过”的诗环境中开始创作的,你认为它给你的诗创造了一个怎样的自我?你何时意识到了它给人们的思想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的老茧——是怎样的老茧?你将如何去破?
■王琦:谢谢砂子百忙中主持这次研讨会。你的工作很忙,最近又有变动,真是难为你了。 当我写诗选后记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去指认环境的作用,但是一个诗人如果脱离了时代的大环境,地域的小环境,那他就是一棵无根的浮萍。承德的诗歌确实有过辉煌和轰动,但那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的事情,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极端闭锁的年代产生的文字。八十年代以后,人们从觉醒中找到自我,首先就是从诗歌开始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诗歌现象,是一个民族被压抑,被驱使之后的灵魂号角。为什么朦胧诗在那个时期席卷全国,席卷文坛?因为觉醒后的思想如滔滔之水,它需要一个出口来发泄,来表达。而官方的报纸杂志当时没有这些思想的立锥之地,所以聪明的诗人们发明了“朦胧”,用大量的隐喻、暗喻、象征来达到可以意会,不能直译的效果。 我看过很多当时关于传统与现代论战的文章,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都没有从根本上说出为什么会产生朦胧诗的社会根源,我觉得主要的根源是因言获罪的情况在当时普遍存在,说了不该说的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试想,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又想说,又不能直说,除去朦胧着说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从这点来看,现在的社会环境真是宽松的很,在一定程度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不骂国本就行。 我年轻的时候思想是很激进的,面对种种社会上的阴暗面恨不得怕案而起,但是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尤其是有了家庭孩子之后,想的就不仅仅是自己。所以在表达上,我的思想就被“层层老茧”裹起来,这是我诗选后记中那句话的原意。 当然,我明白老弟的意思,你是借用我的话让我来谈谈我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大,我回答起来力不从心,我只能说,我一开始受到传统的影响比较大,后来受朦胧派影响较深,直到现在,有时候也在两者之间徘徊,这是从表现方式上讲;从我的思想脉络上说,“自我”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我一直坚定不移的写自己的追求,起码在我自己的诗里,我尽量让每一字都在保持应有的尊严。
2、◆鸣砂火:你已出过两本诗集了,第一本是上世纪80年代出的《灵魂去处》,另一本是2009年出的《王琦诗选》。两者相隔的时间应是20年吧。这段时间也差不多是你停笔的时间。你说“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停笔,只是从狂热到清醒,到理智的过程。写的少之又少而已。”(第二本诗集后记)。近期又见你的Q上写着:懒得写诗。我想知道,当初是什么原因使你对诗歌狂热起来的,并狂热到何种程度?又是什么原因使你清醒过来?清醒后,你对她有了哪些新的认识?顺便也请你说说在出这两本诗集时的心情。
■王琦:让我失去“理智”的是诗歌,让我冷静下来的还是诗歌,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是否满意。当年我和穆涛,魏野,徐毅等人一起写诗,通宵达旦的情况很多,那种冲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仿佛世界上除了诗歌没有其他的事情,大家可以为一首诗争论到面红耳赤,可以在被窝打着手电看书,可以攒下每个月的零用钱去请老师吃饭,希望老师们能够给予真心的指点。狂热是因为热爱,热爱诗歌大约是少年少女的天性,在当时,到处都是文学社,在公园一隅,凡是年轻人围在一起的,不是英语角就是诗歌角,随便有人跳上一块石头高声朗诵完自己的作品,就有一片一片的掌声,那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叫我心动。这20年间,每每想到这些就有继续写下去的想法,但是因为放弃的时间长了,工作的压力大了,只能把那份愿望深藏在心底。 这20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人生思想由幼稚到成熟的时光。我的笔停了,思想在向前奔驰。偶尔想起自己曾经是个诗人,就用诗歌的眼光打量这个社会,打量自己的人生,即为诗歌的没落而失落,又有继续写作的想法。经常处于这样的矛盾心态中。因此,我重新写诗还是内心喜欢诗歌的原因,既然已经不再为衣食住行发愁,人就应该为精神活着,这是我非常朴素的想法。不过我现在依然不是一个清醒的人,很多问题看不透,看不下去,很苦闷的。 第一本诗集出来以后,我请朋友们在小摊吃饭,大家都分享到了我的快乐。 第二本诗集出来以后,大家请我吃的海鲜,我看不到朋友们的快乐。 现在我对诗歌除了敬畏还是敬畏,轻易不敢对诗歌说三道四了。
3、◆鸣砂火:作为归来者,在历届诗人在线研讨中,只有诗人左岸了。在他身上我强烈感受到“重新做一个诗人”那种坚定和自信!这一点可从一个小小的细节体会到。对于历届研讨,我一直不大自信以诗人称谓研讨者或其他写诗的人,而借用诗者。有次我刚好引用了某人的话,用诗者来称谓,左岸见后,很直接地表示,要我把诗者改为诗人。归来后,你“既然已经不再为衣食住行发愁,人就应该为精神活着,”“让每一字都在保持应有的尊严”。而在你们这些归来者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重新做一个诗人。那么,你如何理解这话?你又如何看待社会上这种诗人回归现象?“停顿,或许正是思考延续的一种方式。”(隽土语)停顿后,你“思想在向前奔驰”,是否还在关心和思考人的“灵魂去处”?
■王琦:人是需要有一点自信的,没有自信的人或者诗人会盲从,会失去方向感,会随波逐流,这种自信不是自大,需要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和一定的艺术修养作为前提。我停顿了那么多年,重新写作后很多朋友说我天生就是一个诗人,我姑且就这样欺骗自己一次,以这种自信来写作。 重新做一个诗人让我重新找到了使命感,诗人应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那一部分人,他因该站在社会的最底层,关注社会的最高层,看看这个社会的良心在哪里,前途在哪里,结症在哪里,诗人虽不是政治家,但是应该比政治家敢于说出超出政治的普遍真理。 现如今回归的诗人很多,有在商海成功的同志重新拿笔的,有在政治上碰壁以后拿笔的,前因千差万别,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诗歌是一生一世的牵挂,只要是曾经写过诗,爱过诗的人。 回来终归是好事,回到书桌前一个可能麻将桌前就会少一个。同吾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事,他说,他去俄罗斯,看到面包店的包装纸上都印有普希金的诗,使我大为震惊,这样的文化氛围不是一般的民族能够比拟的,人家出几个国际性的大诗人就不要大惊小怪了。从这点上来说,借用蒹葭君的一句话:“我只是凑个数量,凑不出质量”,凑个数量也是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大环境做着贡献。 灵魂去处,从终极上说都是天堂,这几乎是所有宗教派别都认可的事情。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所以灵魂的去处就在大街小巷,在一碗浆子、一根油条,在当小官的想当上大官,在穷苦人想吃上几顿饱饭中。我活在这样一群人中间,所以我走不出这群人的视线。
4、◆鸣砂火:“我现在除了钓鱼就是看书,使命与责任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事实上,如“美丽河北·魅力双滦”诗赛、《国风诗刊》和网络诗坛启动、河北诗歌榜等系列活动中都有你忙碌的身影,而你的身份正好能有所作为,给诗事业做点实事。所以我觉得,使命和责任并没有远离你了,只是转变为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以前从文本上关照人的“灵魂去处”,给它营造一个诗意的语言空间,而现在在文化上关注诗的社会大环境,给诗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和互动平台。这种从个人写诗行为到诗歌活动组织者行为转变,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同时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些活动中感受和感想。
■王琦:上面这段话是我曾经的感慨,人生一世,总要干点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但是我有很长时间远离了文字,因为我不愿意看到那些御用文人的嘴脸,为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就那么难吗?当了作协主席、副主席就是既得利益者了吗?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但是这些人就是既得利益者,一天不谄媚就难受,似乎只有他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张嘴闭嘴三个代表,二为方针,置党的文艺政策于假大空之上,党有良知,这些人怎么就当了中国的文化官员了呢? 虽然没有治国平天下的雄韬大略,无权无势,但是做点尽可能是事还是可以的,在承德这块有着诗歌传统的土地上,需要有人勇敢的站出来为大家做点事情,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不计利益得失,为繁荣诗歌事业做点实事。当然我做的还远远不够,与我尊敬的岳父何理相比,与九江、白德成、李海建、刘福君、齐宗弟等兄长老师相比还有差距,但是我有决心迎头赶上,请大家相信这一点。
5◆鸣砂火:目前,我国已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而经济力往往决定了文化渗透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文化很快被外来经济实力强大的文化同化了,这时候,文人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就出来了。如果说早些年社会上兴“传统与现代”到“地域(民族)与全球”的文化之争,那么现在社会上流行了建立文化大省的“盛事”。我读到了有不少文人作出了如何如何建构的设想,而政府想的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往往想到的是如何把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结果很多东西都变质了。我想知道,你的城市是否也在建文化大市?作为承德市作协主席、副主席的你,是如何去理解和解读政府在社会上提倡这种建立文化大省(或大市)行为?你是否也在心中设想过自己的文化大省(或大市)?
■王琦:文人的力量终究是文人的力量,自古以来自不量力的就是文人了。当今的官员们一直在喊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文化大县,喊得多,实际少。从我自身的体会来看,他们所关注的文化二字后边要加上产业二字才对。众所周知,文化事业是公共投入,甚至只有投入没有产出,那么在当下这种以政绩论英雄的时代,把钱投到文化事业上不如随便投到哪个项目上,至少GDP上的数字能有点变化,对仕途或许有一些帮助,还没听说哪位领导因为重视文化事业建设而官运亨通的呢。有时候文人面对你所说的那些现象确实表现出了高度的忧患意识,但是文人毕竟是文人,喝喝闷酒吧。 承德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文化事业上比其他地市要强很多,也有一些具体的实际举措,虽然很多文化后边加上了产业,毕竟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估计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言多语失,尤其是在这些敏感的话题上。我想作为一个诗人,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今天,写出自己心中的诗远比坐在这里替书记市长考虑问题更现实一些。你说呢?亲爱的兄弟?
6、◆鸣砂火:组织活动多了,你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里面,而当人累了,你似乎最喜欢去钓鱼,懒得写诗,而对于钓鱼和写诗,你认为它们给你带来了哪些不同感受和乐趣?
■王琦:钓鱼和写诗并不矛盾,写诗需要全身心投入,钓鱼也是一样,写诗是一种境界,钓鱼也是一种境界。天天扎在书堆里未必能写出好诗,我没听说有多少博士、硕士是好诗人,诗人和学者是两回事,写诗未必需要多少理论和研究成果,但是博士硕士没有研究成果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写诗需要的是激情和灵感,在书斋里呆的久了,激情会减退,灵感会消失,我一直提倡诗人要走出书斋,到大自然中去。 我不是一个好诗人,但是钓鱼水平相当专业,我最近的业余生活一直在钓鱼和写诗中度过。每到周末,约上几个好友,就在水库中住两天,什么都不去想,蓝天白云下荡漾的湖水,会给我无法言说的快感。 人生的累主要是心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独善其身的人已经没有了,房子票子位子妻子孩子,哪一件事情让我们省心呀?但是一拿起钓竿,这些东西都和自己没有关系了,这就是钓鱼的乐趣和魅力。 一个写诗的人,当然时刻梦想着自己能写出好诗来,但是在一定的时候,好诗是可遇不可求的,涉及到人的天分。有时候自己写出一首满意的东西,会像孩子一样,觉得满世界的快乐都属于我一个人。
皇┾冠┾现┾金┾网:hg88094.com开户首┾存送58元.满1000送1088彩_金┾体育半场结算六_合48倍┾各种彩┾票┾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