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朦胧诗”送行

林立

为“朦胧诗”送行

     上《凤凰网》的时候，看到一则预告；“凤凰文化”将在北京市朝阳区举办一个文化活动，时间是本月二十三日，嘉宾有北岛、芒克、黄锐、徐晓、史宝嘉、鄂复明、刘禾、欧阳江河、李陀，内容如举办方所说，“朦胧诗”出现四十年了，应该坐下来说些什么了，是时候了。本先生毛遂自荐，我来说几句或许比他们说得好。

     “朦胧诗”是政治高压下产生的分行文字，是颂歌时代的另类产物。顾工说过，他写诗就是写政治口号，雷锋出现了写歌颂雷锋的诗，王杰出现了写歌颂王杰的诗，大家都这么写，有时整版整版的都是这种东西。所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文艺战士吃着皇粮写着颂歌，习以为常。在毛主席晚年的时候，或许是意识形态管理的疏忽，出现了不是颂歌的分行文字，从必写颂歌到不写颂歌，从跪着说话到站着说话，本身就是破天荒的进步行为，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朦胧诗”的价值是不受时事的支配，是相对自主的行为，她本身有何建树有何成果并不重要。从台面上的作品看，“朦胧诗”取得的成果并不丰硕，她的高度并非是新诗的终极高度，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朦胧的抒情诗还有些空洞乏味。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西方的靠拢，政治上必然会发生变化，不写颂歌和站着说话是大众的权利。这时候的“朦胧诗”，其先进性已经被大众化，其先锋作用已经结束。然而，维稳是中国政治的大格局，由于“朦胧诗”并未接触现实，更没有批判现实，这种朦胧的抒情就特别适合当局的口味，主管意识形态的人巴望这种诗是做诗的榜样，巴望着诗歌永远是这副模样。这时候的“朦胧诗”与维稳的当局在巧合中站到了一边，脱离现实的东西被人为的抬高了，最终就变成了诗歌发展的绊脚石，从先锋变为落后，从前进变为阻碍前进，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文学的发展是得寸进尺，时代前进了，为什么我们还在原地踏步？镣铐戴久了，莫非当成了自己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