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问题思考

流云四散

《新冠疫情问题思考》

一、几次重大时机的错过

（1）第一次，1月1日以前或2019年12月期间

1月1日，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被正式完全封闭。在此之前，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至2019年12月底或2020年元旦之前，新冠病毒在社会上的传染，已经走过了第一个阶段，受感染人数达到数十例。由于在病毒传染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恶性传染疾病的传播方式都是以几何数方式进行扩散或者说受感染人数是呈几何数上升的。因此，在已受感染人数达到数十人的情况下，而且已经出现了连医护人员都受感染的案例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严格控制、采取强有力的应急措施，受感染人数将会很快呈爆炸式增长，达到成千上万人的程度，即将会很快突然一万这样的数量级别，这是极其危险的。

二是武汉是湖北省的省会，在公历的新旧年交替之际，又与2020年农历新春只有一个月左右之前，从武汉向湖北省其它地方和从武汉向全国各地人口流动的情况正在急骤增长的大背景下，2019年12月下旬（即2019年12-20日-2019年12月31日）的10天左右，新冠肺炎（当时为不明肺炎）的疫情正呈现出几个特点：1）受感染人数正在从个位数向2位数快速攀升；2）武汉收治或发现确疹不明肺炎的案例已经分布在多个医院之中；3）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案例；4）从2019年12月初的首例受感染病人到2019年12月下旬，受感染人数出现第一阶段的区域内大面积扩展形势，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个星期左右。5）国家急控中心的专家已经抵达武汉。

按理来说，中国拥有17年的非典经验，如果在2019年12月份尤其是在12月下旬的时候，武汉政府能够会集各单位进行科学判断，及时下定决心，快速反应过来，采取果断而强有力的措施，那么这一次疫情的大悲剧将不会发生，甚至可能全国大部分的人在很多年以后，都不会有人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

然而，悲剧最后还是发生了。

总体发映在几个方面：
第一，至2020年1月1日，武汉最严厉的措施，只是完全封闭了华南海鲜市场；
第二，武汉政府部门没有有效地吸取中国17年前非典的教训和经验，类似电影大片生化战争或生化危机中的一些快速反应和严格举措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可能的重大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预见，对已有的疫情的危险程度缺乏洞察和科学认识，对自身作为政府部门与政府人员的角色和职责——与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医院与卫健相关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应有的有效互动缺乏认知和相关能力。相反，像李文亮等几个医生（专业人员）在圈内传播的信息行为和事件，被政府相关部门定性为造谣和传谣。第一次盖盖子的现象出现了。


（2）2月5日之前后，或第1个死亡病例前后

2020年1月1日，武汉卫健委发布了疫情，1月5日再次发布疫情，武汉多个医院收治和确疹的不明肺炎人数事实上是在不断增长的。但是
在2020年元旦之后，武汉卫健委的疫情发布没有形成机制化和日常化，在随后的10天左右，只是隔个四五天发布一次疫情，而且基本上没有反映出实际的疫情——正在恶化——的情况。
相反，政府在忙两件事情，一是抓所谓造谣的人，二是辟谣。

但有一个重大的行政事件即将发生，那就是武汉政府从1月6日开始的一周左右的时间要开两会，达官贵人们非常地忙，忙于文山会海。

所以，如果在武汉地方开两会之前，在武汉的地方大员时间相对宽松之前，如果能够围绕不明肺炎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和思考，进行相关高效会商，做出科学决策部署的话。事实上，后来的大悲剧也不会出现。


（3）2月10日前后，即两会之后和全国春动开始前后

2月10日，是一个无比重大的日子，这一天，武汉的两会也开完了，这一天也是全国春运开启的第一天，但这一天也是李文亮医生确定被感染的时间。
按理来说，就像一个人开着一辆小车去远方，刚从家里开出，在上高速之前，还是存在一个缓冲期，局势还是可以快速扭转的。
如果在2月10日开完两会之后的几天时间里，武汉和湖北省的相关领导，能够开始将时间和精力向新冠疫情的战场转移的话，能够拍板，做出科学决策的话，虽然武汉开始出现海量的人员向湖北其他地区和全国迁移的情况，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来得及的。

但是没有，2月11日，明面上武汉卫健委开始日通报，但报了几天，又停了下来，相关重大和有效措施也没有拿出来。事情就这样恶化下去了。

从1月11日到2月23日，由中央做出指示，湖北省政府和政治市政府正式拍板——武汉封城的这一天，已经过于了将近两周的时间，春运的前半断都已经收尾了，农历新年过两天都到了。

事实上，到2月23日武汉封城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的大悲剧就已经被注定了。


二、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对历史上过往的或曾经出现的——重大和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教训吸取问题

如果我们对17年前的非典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按理来说，今天的悲剧就不应当发生。

如果这次新冠事件的经验教训我们能够深刻吸引，那么以后相似的悲剧就不应当再发生。

2、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

中国的“卫健委”这样的单位的相关权利不足够，他们只有调查和采样数值的一些权利，没有决策的权利。卫健委的独立性不够，卫健委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和架构设计并不合理

3、对恶性传染性疾病在春运期间和大城市中爆发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

武汉是湖北的省会城市，是一个人口非常庞大、人群高度密集的城市。而且武汉是省会城市，拥有大量的外地人口、尤其是湖北附近几个地区的打工人口。

2020年1月10日，全国春运正式开始，这种短期内覆盖全国的超大规模人口跨省、跨地区流动现象，在历史上和世界其它地区是并不多见，甚至是没有的。

尤其是基础设施完备、交通发达的中国，一个宠大的高效率运输系统的存在，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然后，剑有双刃，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和专业单位，对此仍然认识非常不足，这构成了他们失察失职和造成这次大悲剧的重要原因。

4、国家对民众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恶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知识普及和相关教育不足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民间很多不良的传统风俗习惯或陋习，依然大面积存在，未能在前期得到有效克服。

5、对恶性传染病人的相关保险制度和相关配套的金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一个非常值得引起重视的事情是，国家政府部门和人们应当看到，虽然2003年发生过非典的悲剧。但是，直至今天，在新冠疫情的悲剧来临之际，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那就是此次最初的恶性传染病人或患者——新冠肺炎（当时还叫不明肺炎）的患者，在住院期间，在短期之内（几个星期）就需要承担数十万的住院和治疗费用。换句话说，直到今天，我们的医院还是将收治恶性传染病人作为盈利的项目来运作的，这样的制度是非常可怕的，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希望2020年以后，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让恶性传染病人承担天文数字的住院和医疗费用，这是极其可怕和不合理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恶性传染疾病患 者，其住院和医疗费用和有关开支，都应当由国家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

要知道中国老百姓是交了税的，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最著名的一个特点就是有钱。

在非典过去了17年之后的今天，怎么还会存在恶性传染病患者的医治费用要由病患本人及其家庭来承担这种荒唐的事情。（及便要承担也只能承担极小比例才是合理的）

国家应当从保险和金融制度上入手，进行立法和制度配套，科学有效地解决这一事情。

6、政府及有相部门，对类似重大危机事件的响应预案，还是不够科学、不够完备，也不够精细、精准

正是因为预案虽然做了，但没有做好，才导致现实执行上出现拖拖拉拉、停顿、断档，反应滞后，力度不足，应对失策，效果不好等情况的发生。

事实上，最佳的时期，显然是在1月23日前两周即1月10日春运正式到来之前。1月10日之前，事实上，武汉相关单位和专业人员采集到的疫情各项数据，已经足够支撑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果断采取大规模的、高度严格的管控措施了，不幸的是没有。连疫情通报都拖拖拉拉，像拉痢疾一样，一下有、一下没的，甚至出现了将李文亮等职业医生、专业人士列为造谣、传谣之人这样的倒行逆施的措施和现象。真的不得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国老百姓遇上了这样的当地政府和地方领导人。这正是事情到了现在，老百姓在湖北武汉有关领导在公开道谦、忏悔之后，一些老百姓仍然认为这些人哪怕被枪毙一百次都不足够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讲，湖北的悲哀，武汉的悲哀，中国在这次事件中的大悲剧，最主要的——都是因为湖北及武汉政府主要领导人——在面对这类的重大危机事件——时的知识、眼界和魄力以及相关的政治觉悟不足够造成的。

现实告诉我们，这些地方领导人或者说地方大员，即便在地方建设上其它的能力是可以的、足够的，但只要在社会重大危机事件的应对和处理能力上不足够或不能胜任，那么就会形成木桶短板现象。因此，应对突发的社会重大危机事件的能力，包括应对重大突然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将成为考核地方行政领导能力和政绩的极其重要一项考核标准。否则，不管取得多少政绩，一旦出现木桶短板事件，都将付诸东流，甚至会导致功过完全倒挂现象。

这不能不说，一是个血的教训。


三、最佳时机

如果一定要说最佳时机的话，个人认为是2020年1月5日（前后3天）之内。

（1）这一天，元旦休假已经结束，政府机关及相关事来单位各种工作人员也悉数上班数天，武汉市整个大政府系统正处于正常和有效运转之中，一切松驰有度。
（2）这一天，距离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完全封闭已经过去了四五天，距离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抵达武汉也有近10天左右的时间，已确定病例数已经达到了几十例，但尚未过百。很多实地或现场数据和实验数据已经开始汇集和会商。地方与中央相关专业部门已经开始联动一段时间了。
（3）这一天，武汉卫健委再次公布了当地疫情情况。
（4）这一天，武汉地方两会这种“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有点浪费时间”的大事或不可停档、不可逆的大事还没有开始。
（5）这一天，距离全国春运还有不到一周左右的时间。
（6）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第2天是星期一，地方要开两会，武汉相关领导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已经开了小范围内的碰头会了，说的不好听一点，电话碰头、电话会商肯定是发生了的。可是这些人在一起，却没能进行科学决策、果断拍板。（7）最关键的是，这一天武汉市政府及相关单位领导人在此之前犯的错，还来得及补救。大面积的扩展效应也尚未全面发生。这一天，第一例死亡病例尚未出现，棺材板尚且按得住。

但是，这个窗口期，被他们轻松跳过了，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几天武汉卫健委的相关数据都是新增为0——事实告诉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与现实情况绝对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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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谷粒模型

	a	b	c	d	e	f	g	h
1	1	2	4	8	16	32	64	128
2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16384	32768
3	65536	131072	262144	524288	1048576	2097152	4194304	8388608
4	16777216
5
6
7
8

从棋盘-谷粒模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如果人口大面积流动、反复交叉感染而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
那么，从第1个感染者出现，到超过1000万人口被感染，
只需要经过24次大面积聚集感染和向外扩散即可完成。

如果每一次暴炸式的向外感染传递发生在一天之内进行完成，
那么，换句话说，理论上从第1个感染者出现，到1000万人被感染，
在一个月内即可完成。



从棋盘-谷粒模型告诉我们，当像非典、新冠这样的恶性传染疾病病例在大城市中出现并达到几十例的时候，留给国家政府决策和采取措施、快速有效制止其大规模感染扩散事件发生的缓冲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理论上讲大概顶多也就两周左右的时间。

而这次，这两周左右的时间，正好被湖北省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的主要领导给耽误和浪费掉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悲剧，而这场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明确可以战胜它的那一天。


而疫情走到今天（2月14日），已经超过1500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少官方数字远远超过了非典），而全国的现有经济损失则已经达到了以万亿为单位来计算的程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信誉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虽然非典和新冠都构成了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主要传播范围和受感染人群主要还是中国和中国人）



棋盘-谷粒模型是一个非常传统而古老的数学模型。
这里边有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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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西塔发明了国际象棋而使国王十分高兴，他决定要重赏西塔，西塔说：“我不要你的重赏 ，陛下，只要你在我的棋盘上赏一些麦子就行了。在棋盘的第1个格子里放1粒，在第2个格子里放2粒，在第3个格子里放4粒，在第4个格子里放8粒，依此类推，以后每一个格子里放的麦粒数都是前一个格子里放的麦粒数的2倍，直到放满第64个格子就行了”。区区小数，几粒麦子，这有何难，“来人”，国王令人如数付给西塔。
计数麦粒的工作开始了，第一格内放1粒，第二格内放2粒第三格内放2’粒，…还没有到第二十格，一袋麦子已经空了。一袋又一袋的麦子被扛到国王面前来。但是，麦粒数一格接一格飞快增长着，国王很快就看出，即便拿出全国的粮食，也兑现不了他对西塔的诺言。
原来，所需麦粒总数为：
2+2^2+2^3+……+2^64 ＝1844 6744 0737 0955 1615（即大于1844亿亿粒）

这些麦子究竟有多少？打个比方，如果造一个仓库来放这些麦子，仓库高4公尺，宽10公尺，那么仓库的长度就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两倍。而要生产这么多的麦子，全世界要两千年。尽管国家非常富有，但要这样多的麦子他是怎么也拿不出来的。这么一来，国王就欠了西塔好大一笔债。
再如：一张纸对折64次，其高度的距离可以从地球到月球，可想而知其数量之大。

辛农

重大改革！习近平连提15个体系9种机制4项制度
2020-02-16 19:26 来源:新华社
原标题：重大改革！习近平连提


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一场疫情推动举国变革！您的这篇文章中的点。在15个体系9种机制4项制度，有所展现！让人感到欣慰。